 2005年，黑格尔研究的著名学者意大利哲学家洛苏尔多，出版了一本新书《自由主义批判史》（Liberalism:A Counter-History，中译本2014年商务印书馆）。作者在前言中声明，正因为自由主义承载了太多的心智光芒，他试图在这圣徒传一般光辉历史中，逆向找寻自由主义的阴暗面，夸张地说就是自由主义的罪行或者劣迹。那么这本书的基调大概可以理解为：主义如果替代了从前的垂直信仰，那么作为准信仰的世俗化的主义，那占据现代历史中心位置的自由主义，其信徒所思、所言以及所为，是如何回应和理解17、18世纪的种族奴隶制、殖民扩张以及19世纪的劳工问题的？作为当代著名哲学家的洛苏尔多，这次他认为自己是在书写历史。 多米尼克·洛苏尔多 （Domenico Losurdo，1941— ） 意大利著名历史哲学家、黑格尔哲学研究专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家。意大利乌尔比诺大学哲学史教授、教育学院院长，国际黑格尔—马克思辩证思想学会主席。研究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及其解放战争等主题的重要学者，致力于通过解构史料来挑战我们时代操控历史的意识形态。著有《黑格尔与现代人的自由》《黑格尔与自由主义者》等。《自由主义批判史》于2005年在意大利出版，反响极大，一年内再版三次，并被译为多种语言。 自由主义从诞生之初，并没有承诺要消除人间的一切的罪恶与不公，自由主义总是伴随着这些刺目的伤痛和悲愤，并试图将矛盾与冲突移交到司法体系中，予以缓解和疏导。 视角单一 自由主义在政治现场该担何责？ 《自由主义批判史》就在这样的路径中展开了，任何一种观念、意见和立场的表述都会被一桩具体的历史事实推翻。我们知道这样诘问适用于任何主义，比如，一个自由主义者怎么可能是一位奴隶主？作为一个有正常心智的理性的现代人，主义该如何与行为丝丝入扣，这样的提问方式构成了这本书的基本线索。 如果我们携带着如此尖利的问题意识，进入任何以主义之名所展开的历史开端，甚至包括宗教史，我们就会与洛苏尔多一起感到绝望与悲愤，这种视角的单一性本身就决定了作为过程性历史不可抹除的悲剧属性。首先必须接受历史逻辑就是强力意志，所谓的历史潮流带来的毁灭感笼罩在人的周围，新/旧对立最惨烈的冲突总是在第一时间发生，任何起源故事的现场总是会出现血污与暴力。但有一点必须澄清的是，作为政治自由主义的诞生故事里，除了确定自主自决自治的原则之外，政治自由主义作为新型的权力，他的敌人仅仅是暴政与专制，这种权力之外不产出任何东西。不可能存在负责一切并承担一切的自由主义，就其政治涵义而言，因此作为信念的自由自身恰恰是种族奴隶制、殖民主义的终结者。 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是否应该为贯穿在《自由主义批判史》中的黑奴境况、美洲原住民的灭绝以及19世纪的劳工待遇承担责任，这是一个惊悚而又令人疑惑的问题。因为自由主义从诞生之初，并没有承诺要消除人间的一切的罪恶与不公，自由主义总是伴随着这些刺目的伤痛和悲愤，并试图将矛盾与冲突移交到司法体系中，予以缓解和疏导。而作为抽象自由的实体概念权利一旦深入人心，人们会以更加慎重的态度来处理、调试与权衡特殊利益之间的矛盾，因为权利的概念是普遍性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国父们在宾夕法尼亚的制宪会议必须隐秘地进行，并将废奴议题写进了宪法章程，政治创制与政治实践就这样在心智的门内与门外展开了。在历史的现场，政治智慧需要小心权衡风险问题，如果奴隶起义不是新生国家的最大威胁，那么奴隶制，在德·托克维尔和汉娜·阿伦特这样的政治思想家看来就不属于政治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当《独立宣言》向全世界宣告：人生而平等，那么当时在场的奴隶主的耳朵是否就有风暴穿过，这是政治剧目最诡秘的时刻。如霍布斯在其《利维坦》中题词所言：我内心最强烈的激情就是恐惧，而免于恐惧的政治出路只能是建立起保障自然权利的世俗国家，其由恐惧所激发的悲剧诗学的革命性因子如何保持在道德审慎之中，这恰恰是政治学最难处理的议题。 契约论看起来只活在书本与人们的心智生活里，而事实却是：1588年荷兰人创立了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百年之后的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1776年美国革命，自由人的共同体在政治体制上宣告君主专制的终结，洛苏尔多称之为自由主义的三次革命，其光芒自不待言。但是这三个伟大的现代国家即自由人的共同体，恰恰是以反自由的侵犯、剥夺和排斥行为，支撑起他们的胜利，即共同携带着殖民扩张、蓄奴的污点和劣迹，《自由主义批判史》对此要反攻倒算的是，与自由主义起源故事相伴随的，是良心的沉默、道德的软弱以及心智的褊狭。和这样的责问相关的就是自由主义理论导师们的思想和言论，在信念与事实之间，自我理解以及自我辩护如何成为可能？他们包括格劳修斯、洛克、托克维尔、孟德斯鸠乃至阿伦特。再者，洛苏尔多一直将启蒙思想家最喜欢使用的词汇即人类或者每一个人，这样全称判断的代词理解为，在说出的那一刻就应该与事实完全相符。 混淆观点 指责托克维尔关于殖民事实和蓄奴制的言论 该书中引用最多的就是托克维尔面对殖民事实和蓄奴制的言论，重要集中在那本著名的《论美国民主》绪论第十八章：居住在美国疆土上的三个种族的现状及其可能出现的未来。洛苏尔多全然不顾作者的上下文，断章取义地摘取托克维尔的言论，指责这位自由主义最坚定的拥护者，将殖民者与土族划定在文明与野蛮的对立之中。那么托克维尔说的“野蛮”是什么呢？他是在一个更宽泛的历史意义上使用这对概念的，比如罗马帝国时期的北方蛮族，以及与中华文明相对的蒙古人。冲突的结果总是“野蛮人把文明人请进他们的宫殿，而文明人则对野蛮人开放他们的学校”，武力征服之后必须依赖文明进行统治。那么印第安人是一个怎样的状况呢？毕竟托克维尔的足迹曾印在这片新生的国土上，他遇见过印第安人，与他们接触过，并在这个章节中，记录下了对这些相遇的所感所思：文明人在追逐印第安人，前者因内心的贪婪使用各种诡计攫取后者天然拥有的大片土地，而印第安人呢，他们对所有权不感兴趣，他们只对野兽的声音和踪迹保持敏感，他们在追逐动物以维持温饱。“当拥有物质力量的一方同时也具有智力优势时，则被征服的一方很少能够走向文明，他们不是后退便是灭亡。”当然以今天人类学家的眼光来看，这是理性主义的自大与狂妄。理性主义者往往显现为现实利益的拥护者，一切在一种功利主义的算计中保持利益最大化，就具备了一种天然的正当性，获利就是最高的善，这也是我们所熟悉的源自19世纪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 而蓄奴制则涉及更复杂的历史与制度问题，托克维尔从来没有为这个罪恶的制度辩护，他只不过以一种带有勤俭的清教色彩的笔触，来描述他观察的黑人，他们懒散，迟钝，而与之相辅相成的南方庄园主即奴隶主，他们轻视劳动，享受基于特殊经济作物所带来的特殊的经济利益，他们情愿终生负担奴隶的吃穿住，也不愿意向北方人那样以货币来购买劳动力，他们身上残存着老贵族的习气。托克维尔基于一种平实观察者视角，描述了蓄奴制以及废奴制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和困境，他的结论是废除奴隶制之后，黑人迎来的会是更悲惨的处境，自由之身会沦陷于白人世界更可怕的隔离与歧视之中。托克维尔的预言没错，但历史的进程，或者自由主义艰险幽微的实践恰恰在此，历史知识告诉人们：废奴制以及更晚的民权运动的驱动力来自宗教，是亨利·克拉克·赖特以及马丁·路德金这样的伟大牧师，在自由平等的严酷战场，显示出了一种惊人的力量。当然检阅这样的历史，人们还须记取的是：19世纪前后逐渐壮大的中产阶级力量，对平权运动的积极回应也有重要关联，而这个阶层正是从工商业文明，也就是哈耶克所说的财富智慧所积淀的自由信仰中诞生的人群，无一例外都是普遍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 但是历史的缺憾总是这样，并没有让人类学的知识在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来挽救文明样态的多元性，当然多元性恰恰是我们今天握在手里的一种自由主义立场——就宽泛意义的自由而言。与托克维尔的同时代人，或者说被自由主义碰巧遇上的是另外一种人类学，这就是达尔文主义和斯宾塞的进化论。因此，在19世纪，自由主义与历史主义交织，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财富，让当时的人们沉浸在进步与发展的高亢之中。 首先是自由存在，不管是精神的还是制度的，激进的保守的也好，才有可能真诚面对政治的古老的箴言：与他人一道，在合理的制度中追求共同的善。 《自由主义批判史》 作者：（意）多米尼克·洛苏尔多 版本：商务印书馆2014年3月 在政治术语和学者的论著里，自由主义是世界历史中一种积极的力量；自由的社会可能曾容忍了一些罪恶，但那只是实现普遍自由过程中的偶然产物。洛苏尔多反对此种说法，他揭示了自由主义的内在矛盾：它是一种无力践履自身理想的意识形态。本书中，他以批判柏克、洛克、孟德斯鸠、富兰克林、杰斐逊等自由主义先驱开篇，指出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立场和意识形态，自始就与奴隶制、殖民主义、种族灭绝、种族主义和势利眼之类最反自由的政治行为密切相关。 联系牵强 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并无直接关联 洛苏尔多将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有关帝国扩张与种族主义的内容，解读为极权主义的原因，认为“优等种族民主”和“统治种族”范畴的出现，“不仅是作为整体的集中营体系，而且是个别的极权体制已开始形成。”而脱胎于上述三次革命的自由国家身上，就携带着扩张与种族统治这两个可耻的污迹，于是洛苏尔多大胆地将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建立起逻辑关联。的确，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阿伦特列下了这样的标题：“英国人的权利”与人权，但是她小心甄别了种族优越论与真正的政治思想之间的区别，前者其实并不关心政治，他们只不过以此作为某种便利工具，为扩张攫取实际利益服务。激励这种勇往直前的扩张行为，那种征服者的骄傲，恰恰是达尔文优胜劣汰的进化论。受进化论推波助澜的种族优越观只能激化政治冲突，而并不产生任何有益的政治思想。但与种族优越论切近的民族自豪感的另一个来源就是政治性的，像英国人那样，不放弃启蒙以来的大写的普遍的人的观念，在政治实践中往往会以人类保护者的面目出现，这样带有政治意味的意图必须借助自由人共同体的原始因素，比如土地和血缘，来凝聚起主权疆域之外的统治力量，统治并传播某种文明法则。因此，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没有任何直接关联，在他们中间也许存在着无数的主义，在历史的情感、意志上发挥效用。 其实，阿伦特最为警惕的正是人们很容易将《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谈到的问题，直接理解为极权主义的发生原因。在伊丽莎白·杨-布鲁尔所著的《爱这个世界——阿伦特传》里，记录了阿伦特未曾发表过的一次讲座内容，涉及《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二版的修订内容。阿伦特强调自己的起源研究方法的现象学传统，即起源处的各种构成性因素并不一定直接导致极权的结果，其关系不是逻辑性的，而是说极权主义如果是一个事件或现象，从其自身内部测量时间的话，历史的历史性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而未来则是现在完成时的，过去就成了正在进行时。 从未声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的阿伦特，也被洛苏尔多作为反自由的反面言论，可能因为阿伦特是美国革命最精湛的理论辩护者。洛苏尔多引用了阿伦特在《论革命》中的原话，认为她面对罪恶的奴隶制，也存在一种智识上的模糊面目。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就是，美国革命既然向世界宣告一个自由政治秩序的诞生，那么当时的立国者们为什么对奴隶制持有一种暧昧不清的态度？阿伦特的回答是，这种态度上的漠然并不意味着实际上的良心沉默。《论革命》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将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严格地区分开来，政治自由要处理的核心问题是，一种怎样的制度规划，能够让人显现于公共空间，让个体生命从相互隔绝与无动于衷的状态走出来，彼此相遇聚集，这聚集的力量被阿伦特称为权力，权力在这一刻给所有人带来光明。因此，基于情感层面的同情与怜悯，往往很容易被外显的困苦所激发，这里没有任何政治内涵，但这种强烈的情感会煽动其政治激情。政治的发生一定依赖激情，但仅有激情，没有理智的冷静与更宽广的深思熟虑所形成的政治判断，这种激情本身就会带来灾难。尽管阿伦特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有所偏颇，但她对美国革命的理论辨析，已经让自由的信念成了无可辩驳的神圣理性。 夸大不足 关闭了自由主义历史批判的路径 至此，洛苏尔多所罗列的自由主义第三宗罪，即“阶级压迫”已经跃入一个新时代的新问题了，正如马克思所言，奴隶并非天生是奴隶，而是在买卖行为中产生的，一种普世化的生产关系如何变成了最可耻的压迫，马克思的术语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政权”。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奴隶制不复存在，现在，的确如洛苏尔多所言的，自由人共同体内部的剧烈冲突展开了，在法国，工人起义频繁爆发。洛苏尔多写道：“对于当时的自由主义来说，毫无疑问的是财产权面临的风险使得政变合法化了。” 接着洛苏尔多罗列的一系列自由主义者——主要代表依然是德·托克维尔，面对财产累进税是否保留、议会席位是否扩大以及挑战法律程序的暴动等相关事件的态度，都持有激烈的反对立场；让他最不能忍受的是如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得知工会罢工抗议时，竟使用了“射杀”这个字眼；自由主义者更令人不齿的是，当他们得知意大利法西斯这样的政治势力是确保财产所有权、痛斥累进所得税制式乃合法偷盗行为，如米塞斯这样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竟给予法西斯主义明里暗里的言论支持。 在此，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令人不安的首先还不是逻辑性的错误，因为支持一种经济制度与支持法西斯肯定是两个概念，更为令人迷惑的是，作为黑格尔研究专家，洛苏尔多曾根据黑格尔的《权利哲学原理》（汉译通行本《法哲学原理》），写过一本《黑格尔与现代人的自由》一书，把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从其绝对精神的演绎环节中抽取出来，变成了纯粹的政治问题，但黑格尔强调：正是市民社会强化了自由人的自我意识，冲突是自由的一种表现。如果不在马克思主义的谱系里来思考19世纪出现的劳资冲突，那么我们就应该回到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逻辑辨析，即经验如何显示为一种权利制度的逻辑运行模式。黑格尔将市民社会，即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人共同体内部的冲突，理解为一种特殊利益与另一种特殊利益的冲突。而这个冲突发生的根源，恰恰援引的是由自由主义政治的国家承诺，即在人间事务中所确立的普遍的自由意志，就现实而言就是被启蒙了的自身利益。 但是洛苏尔多把自由主义者关于抵抗行为的暴力性、与财产权密切相关的社会主义思潮及实践、议会政治的参与权等问题的反应，笼统地解释为自由主义针对自由的背叛，显然有些夸大其词。另外一种智识困局正如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Jennifer Pitts指出：如果洛苏尔多将自由主义与种族主义、极权主义摆放在一起，这样就已经关闭了对自由主义历史进行批判的丰富路径。因为当自由主义的政治革命完成之后，统治依然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矛盾与冲突，这时候的自由主义就以秩序与法制为由，显现出了其保守的面目，因为秩序和法制更多的时候是官僚体制的遮羞布。被送入正当程序的权力统治，不会改变其马基雅维利意义上的强硬属性。思想家只能在事实、事实造成的结果中来小心甄别抵抗的正当性，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就是，革命或多或少都具有暴力性，但暴力绝不等于革命。而继续革命，如果从抵抗的激进的民主逻辑来看，生活世界中的政治抵抗，已经超出了洛苏尔多所检视的自由主义历史，因为他没有涉及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世界的文化革命。在20世纪60年代的这股新左翼浪潮之中，自由依然是占据人们心灵之中最耀眼的字眼。 就自由主义观念史自身的演化历程来看，自由主义理论宗师康德所关心的道德哲学有一个不言自明的权利基础，与现代人的形式自由相对应，在今天依然是我们思考自由最值得信赖的精神资源。而在这个哲学前提之下，革命可能会吞噬她的儿女，但自由主义尽管面目混杂，无论怎样依然是普遍权利的坚定守护者。就政治而言，今天的各种意识形态立场必须面对自由主义说话，才能自由地去抗辩质询：谁的权利？何种正当性？因为人不可能在一种无自由的状态中来反对自由主义，简单地说，也只有在政治自由的条件之下，反对自由主义的思想依然受到自由权利的捍卫。 首先是自由存在，不管是精神的还是制度的，激进的保守的也好，才有可能真诚面对政治的古老的箴言：与他人一道，在合理的制度中追求共同的善。 【延伸】 《黑格尔与现代人的自由》 作者：（意）多米尼克·洛苏尔多 版本：吉林出版集团 2008年12月 现代社会是一个大规模异质人群聚居的社会，是一个复杂社会。黑格尔所反思的正是这个复杂的社会：如何让所有的社会阶层，如何让每一个人的自由都能够得到现实的实现？自由概念与平等概念之间有着怎样微妙的张力？作为国际著名的黑格尔哲学研究专家，多米尼克·洛苏尔多在本书中试图证明，黑格尔的理论恰恰是现代人的自由的真正坚定的捍卫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