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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是诗人、小说家，他对诗歌风格的理解比一般人要深刻准确得多，而绝不是“画家的妈——只会说而不会画”。“按头制帽”是茅盾对《红楼梦》诗词的准确评价，我不敢说是茅盾第一个用“按头制帽”评价《红楼梦》中的诗词，但是，我敢说能够在1963年说出这样精辟的词语者几稀!茅盾遂在《关于曹雪芹》中直接将“按头制帽”写了进去：“《红楼梦》中的诗词歌赋都是‘按头制帽’，适合书中各色人物的身世、教养和性格，并不能代表曹诗的真面目。”②此后，以“按头制帽”来评价《红楼梦》诗词，已经成为红学研究者的共识，蔡义江先生《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的序言里就专门列有“按头制帽，诗即其人”一节，文中特地写道“用茅盾同志所作的比喻来说，叫做‘按头制帽’(见《夜读偶记》)”③。 又如“红学札记三：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列举各家说法时这样写： 寿氏按：《樗散轩丛谈》书，尚未考得作者姓氏，大约为乾隆时人所著。(按此说误也。《丛谈》已称“洞庭王雪香先生取此书加以评点”，而王评初刊于道光十二年(1832)，又知王著《孪史》，有光绪元年(1875)自序，依此推论，王当生于一八零零至一八七五年，一八零零年上距乾隆最后一年(一七九五)尚有五年，如王氏八十岁而卒，则乾隆末年，王仅五岁，不能谓为乾隆时人也。——笔者)。 茅盾读书非常心细，他看到寿鹏飞的按语有误，于是细加反驳，真可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据我所知，王希廉的生平行事在20世纪90年代始有初步结论，胡文彬先生先后发表的两篇论文④、赵国璋主编《江苏艺文志·苏州卷》才有较翔实的考订，是知王希廉生于嘉庆十年(1805)，卒于光绪三年(1877)。而茅盾仅凭当时手头有限的材料进行推论，做出的“不能谓为乾隆时人也”的判断是非常正确的，尽管对王希廉生卒年的推论有小误；老一辈学人深厚扎实的文史学养令我辈钦服。 再如“红学札记一：景梅九《红楼梦真谛》”在摘录了景梅九、邓狂言、王梦阮等人的观点之后，他写道： 按据景氏所引邓氏各条，则知邓之附会，过于王、蔡，与景实相伯仲。邓景二人有一共同点，即好以所谓宫闱秘闻附会红楼梦之每事每言也。 通过仔细的比较，茅盾得出了如上的正确认识，“好以所谓宫闱秘闻附会红楼梦之每事每言”是索隐派学人的共同而突出的特点，茅盾之语一语中的。 从《红学札记》的内容来看，它基本上涉及到了红学研究的大部分重要领域，如红学史上关于《红楼梦》本事的各种说法、作者家世交游、作者的诗才和《红楼梦》的语言、《红楼梦》的续书、《红楼梦》的版本、《红楼梦》的评点本等等，而茅盾用力最多者，当首推他对红学史上关于《红楼梦》本事的各种说法、各种红学派别的梳理和评价。 “红学札记一：景梅九《红楼梦真谛》”就列举了《红楼梦》本事的九种说法： 一、有谓书中人皆影当时名伶者 二、有谓记金陵张侯家事者 三、有谓记故相明珠家事者 四、有谓刺和珅而作者 五、有谓藏谶纬之说者 六、有谓全影金瓶梅而作者 七、有谓记清世祖董鄂妃故事者 八、有谓影康熙朝政治状态者 九、有谓作者曹雪芹自述生平者 在每一种说法的后面，茅盾都抄录了某一说法的提出者和文献出处。可以看出，前八种都是“旧红学”中索隐派的观点，第九种是“新红学”的开创者胡适的观点。正因为茅盾对索隐派的各种观点非常熟悉，深谙它们的来龙去脉，因此，在后来的“红学札记七：潘重规《红楼梦新解》”中，茅盾写下了如下一段文字： 作者拾蔡(元培)、王(梦阮)、寿(鹏飞)、景(梅九)之唾馀，实无新解。于蔡说则舍其十二钗乃康熙朝名士(纳兰上客)之说而取其民族主义一说；故其“论点”于寿为近而杂采景说。如否认曹为红楼梦作者之说即发于寿而景助成之，潘亦附和。以宝玉为传国玺，则蔡、王、寿、景一线之衣钵，至潘亦并无新的发挥。…… 总而言之，此书除袭取蔡、王、寿、景旧说而外(索隐部分亦然)，别无新解。可认为“新”者，为关于脂砚斋一文。但其说甚为肤浅，而且全是主观的解释。他说人家认曹雪芹为作者是没有证据(引敦敏、敦诚未言曹作红楼梦)的，但他否认脂砚斋是与曹雪芹极亲密的人，而认为是一群旗人好事者(盖亦是红迷者)，亦并无证据，而只凭主观推想而已。 如此鞭辟入里、有根有据的评论，非熟悉红学文献者不能办!即使熟悉红学文献而逻辑思维不清晰者亦不能办!我们知道，潘重规及其红学著作在台湾影响甚大，海内外也有学人对潘重规先生的红学观做过评论⑤；笔者认为李辰冬先生1951年在台湾发表论文《与潘重规先生谈红楼梦》反驳潘重规的观点是台湾红学史上的重要事件，并以《李辰冬对潘重规〈民族血泪铸成的红楼梦〉的“疑问”解读》为题作了介绍⑥，而此前我们不知道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茅盾已经做出了令人信服的阐述。 在详尽的札记之后，经过比较和思考，茅盾往往能得出简洁明晰的认识，并不乏指导意义，如“红学札记十二：《红楼梦》评点版本”一节抄录《红楼梦》评点本达22种之多，茅盾总结道： 查上述各种，实为四个系统：(一)仅有圈点、重点、重圈及行间评而未著评者姓名，是为一个系统，出世最早，一八一八年之东观阁本，为此等评点本之祖本。(二)王希廉(护花主人)、张新之(太平闲人)、姚燮(梅伯)(大某山民)三个评本，都是认真地批评的，有总评、分评等；(三)把王、张、姚三人之评合刊于一书的，——此为集评性质。此系统之祖本似为广百宋斋本。(四)今未见之评本凡五：龙云友评本、梨云馆评本、虞山哓哓子评本，方玉润评本、午庵评本，今惟方玉润身世可考。 据此则除第一个系统外，余皆有署名；署名者除王、张、姚三本最为著名，且有传本外，余五家均未见传本。可考者仅此而已。茅盾把他所得知的22种评点本分为四个系统，并且对评点本的最早者、最佳者、未见者都做了简练清楚的介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再如，在王复《红楼梦评》札记后，茅盾并非轻描淡写地写道：“按如王评之类，未见于记载者，想必甚多，盖读书作眉批，乃旧日文人习惯也。”又如“红学札记十三：《红楼梦》评论、考据专著”一节抄录达43种之多，在第15种《桐花凤阁红楼梦评》后写道： 按：自来论二玉婚姻者，不知此为封建与反封建之斗争，故虽同情黛玉而议论未能中的，“首恶先诛史太君”，如以史为封建思想之代表者，则可谓一语中的矣。不难理解，茅盾写此语的20世纪60年代初，阶级斗争和反封建的思想、理论占据文艺、学术领域，所以，茅盾目史太君为“封建思想之代表者”，认定她是制造宝黛婚姻悲剧的元首，就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了。又如在朱作霖《红楼文库》之后写道： 按：朱之自序，可代表大部分评红、咏红、题红者之心理，高鹗“惫且闲”，因补四十回，盖亦朱之穷愁牢骚，借题发挥耳。此足证红楼梦之反抗精神引起无数不得志者之共鸣，虽所持立场不同，所见不同，然鸣则一也。如所周知，“穷愁著书”、“发愤著书”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著名论题，盖谓文人作家的经历、遭遇、命运处境的坎坷不顺，必然成为他世界观的一部分，因此，他个人的身世之感就会或多或少、或明或晦、或自觉不自觉地通过他的创造传布到作品中，以影响读者。茅盾深谙这一理论，他看到朱作霖《红楼文库》自序有“予之为此也，亦由久处穷约，百事无成。又世方多故，违进取意……浏览(红楼梦)之余，又似有所感触，因复选题命笔”云云，于是得出了“朱之自序，可代表大部分评红、咏红、题红者之心理”的准确判断，进而把穷愁著书、不平则鸣的理论揭示了出来。这一揭示对于后来者研究评红、咏红、题红者之心理及其作品都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说茅盾善于在研读红学文献的基础上敏捷地得出简洁明晰的认识、并不乏指导意义，当不是无的放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