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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曾纪泽原定出使时间为1878-1886年，最初奉使英法，1880年又兼使俄国。1884年因在中法战争中力主抗法，受到法国政府的反对，被清廷免去驻法使节一职。 ②大陆通行的曾氏日记有两个版本：一是王杰成标点的《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收入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日记起迄时间为：光绪四年(1878)元月元日——光绪十二年(1886)十二月三十日；二是刘志惠点校辑注的《曾纪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日记起迄时间为：同治九年(1870)正月初一日——光绪十六年(1890)闰二月十六日。本文所引曾氏日记，若无特殊说明，均出自刘志惠点校本。 ③如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宋伟杰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黄河清编著、姚德怀审定：《近现代词源》，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等。 ④仅列出词义的如刘正埮、高名凯等编：《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史有为：《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等。附加例句的如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统筹：《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 ⑤是书在其后又列出了李圭的《东兴日记》(1876)、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1877)等为例。 ⑥详见熊月之：《晚清几个政治词汇的翻译与使用》，《史林》1999年第1期。2012年刊于《新词语新概念：西学译介与晚清汉语词汇之变迁》一书中的熊文《自由、民主、总统：晚清中国几个政治词汇的翻译与使用》基本上是对前文的重述。详见[德]郎宓榭等著：《新词语新概念：西学译介与晚清汉语词汇之变迁》，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第81-92页。 ⑦居蜜、杨文信：《从美国国会图书馆藏顾盛文献谈十九世纪中、美两国的文化交流》，《明清史集刊》(Bulletin of Ming-Qing Studies)第8卷，香港大学中文系编，2005年，第261-324页。此文为香港大学宋刚博士赠阅。复旦大学邹振环教授也曾提供其他相关著述书目，谨此一并致谢。 ⑧详见居蜜、杨文信文，第261、275、282、283页及附图2、5、6、22、23、31、32、33等。 ⑨详见居蜜、杨文信文，图5，顾盛致耆英函。 ⑩丁韪良1864年翻译出版了《万国公法》，书中使用了“伯理玺天德”一词(参阅熊月之上引文，第86页)。曾纪泽使法日记中多有阅读《万国公法》的记录。 (11)参阅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钟叔河、杨坚整理，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第556-558、563-565、718、727-729、836、852、886-887、909页等。 (12)曾氏绝大多数时间称两院议长为“上议政院首领”、“下议政院首领”(见[1]，第838、844、937页等)。 (13)据居蜜、杨文信文介绍，时任顾盛翻译的既有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俾治文(Elijah C.Bridgman，1801-1861)等，也有若干中国译员。详见居蜜、杨文信文，第282-285页。 (14)首次递交国书为光绪四年十二月[1：829]，再次递交国书为光绪五年九月初一[1：919]。 (15)郭嵩焘日记中也记录了这段历史，但他其时身处英国，只是听人转述而已。参阅《伦敦与巴黎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85-887页。此外，黎庶昌《西洋杂志·伯里玺天德辞位》一节亦对此有介绍，但黎氏札记乃事后补录，虽远较曾氏日记详实，但面世时间理当晚于曾氏日记。参阅《西洋杂志》，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424-426页。 (16)也可参阅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编：《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第357页；还可参阅黄河清：《近现代辞源》，第1001页。 (17)经查，《申报》当日所刊《论泰西国势》文后还标有一行小字，曰：“选录香港循环日报”。可见“总统”一词并非在《申报》上首次面世。但究竟“选录”自何日的《循环日报》，尚待考。 (18)熊月之：《自由、民主、总统：晚清中国几个政治词汇的翻译与使用》，《新词语新概念：西学译介与晚清汉语词汇之变迁》，第84页。熊文随后又称：“1879年，随使法国的黎庶昌称法国总统为伯理玺天德或总统，两词交替使用。”熊先生1999年发表的论文并未注明黎庶昌在何文中使用了此称谓，而在2012年再版时则注明为“参阅黎庶昌：《西洋映像手记》”，后接以法文标注的法译本(施康强译，1988，巴黎)出版信息(详见《新词语新概念：西学译介与晚清汉语词汇之变迁》书第86页注5)。令人费解的是，黎庶昌《西洋杂志》(即《西洋映像手记》)其实早在1985年就已被钟叔河先生收入《走向世界丛书》，在岳麓书社出版了。 (19)曾氏赴任途经上海时还曾与美查(他称之为米查)本人面晤过[1：806]。 (20)此处所指，当为创立法国人种志学会(La Société d'ethnographie)并自任会长的罗斯尼(Léon de Rosny，1837-1914)，罗氏也曾担任巴黎亚洲学会(Société asiatique)的秘书长和理事。但曾氏所言之“巴黎学问公会”究竟指何而言，尚待考。按照曾氏日记的上下文推论，此处很可能是指“亚洲学会”。 (21)曾氏自踏上赴法旅途起，就屡屡在日记中留下了“练法语良久”、“钞法语数句”的记录(第811，818，820，821，822，823，824等页)，后来竟达到了能与法国翻译法兰亭“商法文公牍稿”的水平(第944页)，并对法国人日意格所译法文有“不惬意”之感(第1015页)。 (22)在曾氏之前，张德彝、郭嵩焘在各自的使法日记中也都有称第三共和国“国防政府”首领为“民主”的记录。前者见《随使法国记》：“……而民主执国政焉”(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376页)；后者见《伦敦与巴黎日记》：“前民主堪伯达……”[7：346]。“堪伯达”今译“甘必大”(Léon Cambetta，1838-1882)。但张、郭笔下的“民主”情况似较复杂。到底是指“民主国家之统治者”[4：231]，或“总统”(《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第176页)?抑或如熊月之先生所言：“仅从字面来看，‘民主’一词固然可以被理解为‘民为主’，或‘民作主’，并与‘君主’一词形成鲜明对立，但事实上传统的意义常常掩盖了新理解”(上引文，第91页)?尚待商榷。结合张、郭日记的上下文，以及他们各自对法国历史、政制的认知程度，我以为他们的言说，恰恰反映出了“民主”一词的语义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内中新旧杂陈，交错勾连。而在郭嵩焘笔下，此词显然比在张德彝那里更偏向于新意义。囿于篇幅，此处难以展开，当另文讨论。 (23)参阅张德彝：《欧美环游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758、761、762、766页。张德彝在此书中还使用了“晚茶”、“约茶”、“请茶”等词，但语义中并不含有“招待会”之意。 (24)例光绪六年正月三十日，曾氏记曰：“……亥初三刻，偕凯生、兰亭、春卿赴教部尚书佛尔利茶会、邮部尚书勾舍里茶会、工部尚书法洛阿茶会。子初二刻归，丑初睡。”[1：962] (25)该词条列举了唐代钱起的《过长孙宅与朗上人茶会》诗、宋代朱彧的《萍洲可谈》，以及巴金的《家》等[8：383]。笔者对唐宋语义与现代语义是否完全同义存疑。 (26)黎庶昌《西洋杂志》中有一段解释颇有意思，抄录如下：“英语谓茶会为‘阿托禾木’，意在家也。法语谓茶会为‘梭(苏洼切)尔利’，言消此夜也。余在伯尔灵时，数与英、法、奥等国茶会，见其兼请开色、开色邻暨卜令司等，以相酬答，此头等公使之礼。国使无家眷者，欲办茶会，亦可请素识有名位者之夫人代为出名延请女客，然不常行。”见《西洋杂志》：“8，公使应酬大概情形”，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40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