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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语词为例。语词是构成形象的最基本的元素，对语词进行研究，无论是考其词源，辨其语义，抑或是探究翻译如何在两种文化间建立语义对等的过程，或对语词进行分类统计，均可最直接地考察形象塑造者对西俗、西礼、西器的言说，亦可由此探讨形象塑造者对他者的认知水平、对异文化的心态、“我”与他者的种种关系，并进而了解中国传统思想观念、语言文字如何在中西文化交流、交锋中不断地与异文化碰撞、交汇、交融，不断地“现代化”。 囿于篇幅，以下我们仅从曾氏使法日记“平凡琐屑的记载”中，选取两个词语，尝试着进行一下此类语词分析。 一、从“伯理玺天德”到“总统” 在曾氏日记有关法国的言说中，使用了不少音译词，其中“伯理玺天德”(président)这个非专有名词最引人注目。 “伯理玺天德”当然并非曾纪泽的首创。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出现了不少关于汉语外来词的研究论著，但大多并未讨论“伯理玺天德”一词的词源问题。一些词典、论著将它索性归入“总统”条目下，作为“总统”的早期称谓之一；③另一些虽单独列出，但仅仅标注了语义，或顶多再附加一个例句而已。④惟有马西尼的《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一书对“伯理玺天德”的词源有所涉猎，称：“1858年，此词用于‘天津条约’。”尽管作者随后便说明这个词此前就有可能出现在“一些美国传教士用汉语写的有关美国的著作中”[4：192-193]，⑤但究竟涉及何人何书?又上溯至何时?作者则一概语焉不详。倒是熊月之先生1999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较为详细地讨论了晚清对英文词“president”的翻译，将“伯理玺天德”的出现追溯至1844年7月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⑥近日又得见一篇专论美国首位赴华特命全权大使顾盛(Caleb Cushing，1800-1879)文献的论文，⑦文中以详实的史料论及顾盛使团如何为翻译“president”一词而踌躇，又如何将中译名最终确定为“伯理玺天德”。⑧按照作者提供的史料推算，我们至少可将该词的缘起上溯至《望厦条约》签订之前的1844年6月。⑨ 35年后，曾氏奉命出使法国。我们看到，他在抵法后的早期日记中完全照搬了此一音译词。光绪四年十二月十八日(1879年1月19日)，曾纪泽到“勒立色宫”(爱丽舍宫)递交国书，他写到：“伯理玺【天德】向门立侍，亦免冠鞠躬。余手捧国书，宣读颂词……伯理玺天德手受国书，答词既毕，慰劳甚殷，颂及先人。礼毕，鞠躬退出，仪文甚简而肃……”[1：829]在这段描述中，作者对“伯理玺天德”这个音译词未加任何注释。显然，自1844年以来，经过30余年的积累，在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⑩、李圭，以及曾氏的前任郭嵩焘等人屡屡使用“伯理玺天德”一词后，(11)这个音译词与其所指——民主制度下的国家元首——已建立起了紧密的符指关系，成为了一个所指非常明确的常识性政治词汇。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作者自然可以像对任何常用词一样径直使用之，无需再添加任何解释性文字。 然而，在稍后去拜见“上议政院首领”(参议院议长)和“下议政院首领”(众议院议长)(12)时，事情却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曾氏罕见地添加上了一段解释性文字：“两院首领，邦人亦称之为伯理玺天德”[1：843]。寥寥几个字，让我们看到，用“président”指称议长当为曾氏前所未闻，否则何需多此一笔?不仅如此，为了表示西文虽同为“président”，所指却有很大区别，他又特意在国家元首的称谓前加了一个“总”字，称之为“总伯理玺天德”[1：843]，以明示此“伯理玺天德”非彼“伯理玺天德”，并特别说明道：“总伯理玺天德但主画诺而已”。如此一来，不仅扩大了“伯理玺天德”一词的语义场，使其更贴近西文原文，并且使“总统”与“议长”在称谓、权限、级别关系诸方面的区别也都一目了然了。 一个音译词，实际上就是一个绝对的相异性。只有在本土语言文化中完全找不到对应物时，人们才采用音译词。一如“咖啡”之于“café”，“芭蕾”之于“ballet”。然而，任何一个音译词要想在目的语中具有生命力，均需经历一个逐渐被认可、被接纳的过程。倘若说顾盛的美、中译员们(13)绞尽脑汁，终于首创了“伯理玺天德”这个音译词，以向中国人言说一个全新的西方政治概念；那么，这个语符与其语义间的符指关系，却是有赖于曾氏的前辈们在与西方人长期打交道的过程中不断地模仿、重言，才得以最终确立，成为一个常识性语汇的。而在这个符指关系创立、确立的过程中，曾纪泽也并非毫无作为。他沿用这个音译词本身，就已经参与到了这个符指关系的经典化运作中，是对它的一种巩固和加强；而更重要的是，他又独创了“总伯理玺天德”一词，以与“伯理玺天德”相区分。这就在强化、细化这个相异性的同时，更加具体、形象地描画出了法国19世纪七八十年代独特的政治体制。 众所周知，在1789年大革命后，法国的王党和共和两种力量反复较量、长期争斗。普法战争后虽确立了共和制(1871年)，但斗争依然继续。直至1875年，法国才确立了议会制。自此，共和派在较量中节节获胜，并终于使第三共和国于1879年最终确立。而曾纪泽恰是在这场斗争的关键时刻抵达法国的：1878年12月，他向时任总统的麦克马洪(Maurice de Mac-Mahon，1808-1893)公爵递交国书；一个月后，代表右翼势力的麦克马洪即宣告辞职，取而代之的是共和派的儒勒·格雷维(Jules Grévy，1813-1891)[5：426]。曾氏因而在短短一个月中罕有地“谒见”了两位“伯理玺天德”，并创下了8个月内两次递交国书的记录，(14)真可谓是“躬逢其盛”。他亲身经历、见证了法兰西历史上这个重要的时刻，并以一个“总”字，外加短短一句解释，成为了若非第一、至少也是首批状写法兰西民主化进程的作者。(15)他的日记扩大了中国人对“伯理玺天德”这个外来词的了解，也丰富、深化了对该词所指涉的绝对相异性的认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