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曾氏使法日记中，他自始至终都称法国总统为“伯理玺天德”或“总伯理玺天德”。但出人意料的是，在光绪七年十二月廿七日的日记中，他却直接使用了“总统”这个意译词：“饭后……多米尼克前任总统吕柏隆来一谈……”(光绪七年十二月廿七日)[1：1140]而在5天前的廿二日日记中，他还称吕柏隆为“多密尼克前任伯理玺天德”[1：1139]!这一变化，值得重视。它至少反映出了曾氏言说西方的语词库在1881年前后得到了丰富，这也就折射出了汉语整体语汇的丰富过程。“总统”一词究竟源自何时?前引有关汉语外来词的词典、论著中对此似无定论，一般均引王韬出版于1879年的《扶桑游记》为例[6：274]。(16)只有熊月之文追溯至1878年1月12日发表于《申报》的《论泰西国势》一文，(17)并认定“到1870年代，‘总统’逐渐成为现代汉语的标准词汇”。(18)曾纪泽是《申报》的忠实读者，他的日记中每隔数日便有“阅《申报》”、“看《申报》”的记录，理应对这份由英商美查(Ernest Major，1841-1908)创办的报刊十分熟悉。(19)但他为何迟至1881年才羞羞答答地使用该词?我们恐怕还需对同时期的各种中文出版物进行比对查考，才能找到确切答案。但有一点无需考辨即可确认：对同一称谓音译与意译的杂陈，使曾氏在有意无意间参与到了“président”在中文语境中从音译词向意译词的过渡，因而也就参与到了确立该词现代汉语语义的运作中，参与到了中国语言的现代化进程。 论及“总统”，还有一点也值得关注。在曾氏笔下，“总统”不仅仅是国家元首，也是在法文中所有可称为“président”职务的意译词。他曾用“总统”指称上、下议院议长：“亥初二刻，偕凯生、春卿赴上议政院总统李雍赛处茶会……”(光绪六年六月十一日)[1：999]“夜饭后，偕康侯、霭堂赴遂纳府尹、上议院总统两处茶会……”(光绪八年正月廿二日)[1：1147]同年8月，他在吊唁甘必大(Léon Gambetta，1838-1882)后的日记中，回顾了甘氏于法兰西之功劳，又写道：“是以百姓归心，举为下议院总统……”(光绪八年十一月廿八日)[1：1215]最为奇特的是，他甚至使用“总统”一词来指称法国某学会会长：“酉正二刻，偕霭堂至大客店赴宴，主人为巴黎学问公会总统罗师尼(20)也……”(光绪八年十二月初九日)[1：1218] 这个语言现象，显示出日记作者对中西文对应关系的了然于心。曾纪泽英语甚好，也略通法语，(21)因此他很清楚无论是国家元首，抑或两院议长、学会会长，法文一概称之为“président”。但19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即使是熟悉西学如曾纪泽者，面对西方世界这个全然不同的相异性，也还处于不断摸索、了解的阶段，并没有一个现成完整的语词库去言说，因而也就难以用精确的语汇去区分这形形色色“président”的不同。于是，我们才在他的日记中看到他用同一个“总统”指称上自国家元首，下至学会会长的所有“président”们。同理，也才会看到他将两院议长时而称之为“首相”，时而称之为“伯理玺天德”，时而又称之为“总统”。所有这些语词的匮乏和使用的混乱，都再生动不过地状写出了那个时代走出国门的中国人面对外部世界时的窘态。他们在传统与现代间摸索前行，虽不免时有懵懂和跌撞，但却一直在努力，在上下求索。哪怕没有足够的语汇，也要搜肠刮肚、竭力去言说他们所亲见亲历的异域。中国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离不开他们的言说、他们的记录、他们用语词建构出来的形象；而中国语言的现代化，也是有他们的一份功劳的。 我想用一个颇为有趣的细节来结束对“总统”一词的简单分析。曾纪泽在介绍第三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梯也尔(Adolphe Thiers，1797-1877)发行国债的政策时，直接称他为“第一民主提叶”[1：964]。考虑到此时曾氏已在日记中多处详述过法国的民主制度[1：783，838，843，997]，故这个别出心裁的称谓，绝非取中国古代“民之主”之意，实乃对“président”的一种别样称谓。(22)而如此将“总统”与“民主”制度直接挂钩，显示出了曾氏对民主体制下的“总统”有较到位的把握。这无疑为他塑造的法兰西“民主之邦”形象，添加上了极其生动的一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