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在马赛下榻的酒店:“……西洋客店最华美,往往赛胜王宫。寻常民居楼高五六层,客店高者九层,以火轮机器运物上下,亦可坐人。最高顶俯瞰驾车之马,小如羊犬。望西南山顶有教堂矗立,高可十余丈。闻堂中有铜质涂金神女大像,高二丈,盖亦伟观也。”(光绪四年十二月初十日)[1:826] 记巴黎“市肆”:“游于市肆,见铜器铺甚壮阔,铸鸟兽仙灵形模极多。巴黎为西国著名富丽之所,各国富人巨室,往往游观于此,好虚糜巨款,徒供耳目玩好,非尽能抟心一志以攻有益之事也。”(光绪五年正月十六日)[1:837] 记舞会:“……子初,至跳舞场,观男女跳舞极久……西人婚姻,皆男女自主也,跳舞会之本意,盖为男女婚配而设。官民常设公会劝捐,以拯困穷,多以跳舞为题……”(光绪五年二月初二日)[1:843] 记法国国庆:“夜,偕春卿步至拿坡仑纪功坊前,观放烟火。是日巴黎停歇贸易,举国同乐,各家皆张灯悬旗,以相庆贺。……”(光绪六年六月初八日)[1:998] 这些描述,无疑将法兰西这个“民主之邦”、“富丽之地”生动、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但曾氏使法时间长达5年有余,且这位勤勉的外交官每日都要应对大量日常杂务,所以从总体而言,对外交事务及法国史地、国情、民俗民风的详述只占日记不足一半而已,其余部分则基本上呈流水账式。我们不时可在日记中读到以下这样的记录: 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颂英文,核函稿三件。饭后,写一函寄仲妹,核新报。兰亭来久谈。夜饭后,请署中僚友观剧,内人率珣女、銮儿偕兰亭之妻亦往观焉。丑初睡。(光绪五年十一月廿五日)[1:945] 巳初起,茶食后,梳发,阅英文。饭后,兰亭来,一谈。偕内人及兰亭之妻至鲁佛尔大店一观,酉初归。夜饭后在上房久坐。戌初,偕春卿、湘浦至罗尼家赴宴,亥正二刻乃散。赴外部茶会。子初三刻归,丑初睡。(光绪六年正月廿六日)[1:961] ……戌初一刻,偕子振往伯理玺天德处赴席,亥正归。(光绪七年十二月廿一日)[1:1139] ……末正,偕霭堂至外部,唔尚书茹勒斐理,久谈。拜俄国驻法使,不晤,晤其参赞,久谈。拜日意格,久谈。归,清臣来,久谈。饭后,至智卿室一谈,德璀琳戌正来,谈至亥正一刻乃去。……(光绪九年十月廿九日)[1:1289] 显而易见,作者在这些日记中除记下日常起居、活动外,鲜有议论、抒情和阐发。而这些记录,又往往简单到仅以寥寥数语记录某时某刻做某事而已。 对于这样一部充斥着对“日常生活、例行事务”记录的日记,钟叔河先生在评价时曾直言道:“这读来的确不免使人生厌。”不过,钟先生独具慧眼,仍然颇有见地地指出:“作为一种文化史资料,则平凡琐屑的记载自有其价值,何况披沙拣金,还时有所得呢?”[3:44] 我十分认同钟先生的评价,并且觉得先生所言之“得”——即对文化史史料的补充,其范围其实还可再扩展。对比较文学形象研究而言,这表面上“平凡琐屑的记载”,实在是为研究者提供了一座可供大大开掘的富矿,它不仅蕴藏着大量的研究素材,而且,倘能善加利用,还可大大细化并深化此一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