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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茶会”到“酒会、招待会” 晚清走出国门的外交官、文人，在他们初次遭遇西方事物时，由于没有现成语汇可供描述，往往使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用传统语汇描摹西物。张德彝就曾在他的《航海述奇》中，用“自行屋”指称自动升降机，用“铁裁缝”指称缝纫机……及至曾氏笔下，此一方式得到沿用。我们可以看到他以清代的机构、官职称谓法国各部(外部、吏部、工部、兵部、户部……)，以“尚书”、“大臣”、“侍郎”……称谓各级官员，以“投刺”指称递照会，以“机器房”指称电梯，以“杂货店”指称百货商店，以“赛奇会”、“炫奇会”指称展览会…… 如果说以上这些词在前任郭嵩焘笔下都曾出现过，曾氏不过是顺常规“照着说”，那么，有一个词在曾纪泽这里却的的确确是“接着说”的，这个词就是“茶会”。 翻检曾纪泽之前使法诸公的游记作品，可以发现斌椿、志刚、张德彝的日记或“述奇”中均无“茶会”一词：斌椿将招待会称之为“饮”，出席招待会就是“赴饮”，他人邀约则为“某某招饮”[6：110，135，136]；张德彝改称为“会”，出席招待会也就变成了“赴会”。(23)只有到了郭嵩焘的笔下才出现了“茶会”[7：563，565，571]一词。从斌椿出访的同治五年(1866)到郭嵩焘外派的光绪二年(1876)，一个词在短短十年间居然经历了这样不断的变化，令人称奇。可见晚清的中国人，特别是那些直面西方文化的出游者经历了怎样的思想动荡与变化。 郭嵩焘虽在曾氏之前就使用了“茶会”一词，但次数远较曾氏日记为少。曾纪泽在使法最初的两年中，几乎每隔数日便会在日记中留下“赴茶会”的记录，有时甚至一晚上连赴数个“茶会”。(24)在如此频繁地使用“茶会”一词的同时，曾纪泽也大大丰富了它的内涵。 何谓“茶会”?《汉语大词典》的释义是：“茶话会。一种备有茶点的聚会。”[8：383]在此释义后编者又列举了从唐、宋诗文直至当代作家巴金的作品以为实例。(25)这足以证明，与“伯理玺天德”不同，“茶会”是个源自中国本土的语汇。 曾氏最早对法国“茶会”的记录见于光绪五年正月初二，即在他抵巴黎后的第三周：“子初，同至德里色朴斯家赴茶会，即此间讲格致之学者，凿空苏爱斯新河，分欧罗巴、亚细亚洲与阿非利加州为二者也，立谈极久。子正归……”[1：833]尽管只有寥寥数语，但在曾氏日记对茶会的记录中，这已算是较长的一则了。他除记下了赴茶会的具体时间外，还介绍了茶会主人，以及茶会“立谈”的形式。 在其余所有相关记录中，只有两处堪与此条相比。一处见诸光绪五年正月廿八日：“亥正，至吏部尚书马勒色尔处赴茶会，始见男女跳舞之礼。华人乍见，本觉诧异，无怪刘云生之讥笑也。子初归……”[1：841-842]另一处见诸光绪五年正月廿九日：“亥初，偕参赞、翻译至伯爵恭乃尔家赴茶会。亥正三刻，至德国公使王爵贺韩罗家赴茶会。前一家客甚少，主人曾遇余于前伯理玺天德马克孟处，又遇余于德勒色朴斯处，款接言笑，极为殷勤。后一家则宾客极多，四大厅无立足处。新伯理玺天德格勒斐、外部尚书瓦定敦之夫人，皆在其家，思一晤谈，人多拥挤，不克进而止。子正归……”[1：842]在第一条记录中，曾氏借前辈刘锡鸿语表达了对“男女跳舞”这种西俗的不屑。在第二条记录中，他介绍了自己与第一场茶会主人的关系，以及主人对他的态度；又描述了后一场茶会拥挤的场面、客人的身份和他欲借茶会达到的目的。 以上三条记录就是曾氏日记中对“茶会”的全部描述。此后，日记中举凡涉及“茶会”处，就只剩下了“某时某刻偕某人至某处赴茶会，某时某刻归”一类的刻板记录了。然而，倘若我们从语词的角度去关注这些读来“令人生厌”的记录，仍然还是可以辨析出这样那样的法兰西形象。 几乎在所有相关的记录前，曾氏都会写上“饭后”两字。此即说，法国人的“茶会”基本上都是在晚饭后举行的。而通过“亥初”、“亥正”赴某某人茶会，“子正归”的反复言说，读者们也就了解到了此时法国人的茶会一般是在晚21：00至23：00间开始，23：00至凌晨1：00左右结束。若再补充上引三段描述中的若干具体细节，诸如“立谈”，“男女跳舞”，“人多拥挤”，“无立足处”，“……伯理玺天德、尚书……夫人皆在……”云云，一幅活生生的法兰西上层夜生活图不就已清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了吗? 更有甚者，曾氏在某些记录上还特意标注上了“赴某某夫人茶会”[1：951，959，1148]。“夫人”原本只是个标注性别的词语，无甚特别，但与在夜间举行的茶会相连，就会产生出某种奇特的作用。在这个特定组合中，“夫人”一词不仅揭示出了法国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且对于仍然秉持着“男女授受不亲”原则的中国文人而言，这是个可以引发出无穷想象的词，因而它也就起到了类似“幻觉词”一样的作用。 总之，曾氏对“茶会”看似刻板、平庸、琐屑的记录，却把法国上流社会喜欢举办招待会、酒会的习惯，把法国式“茶会”的时间、形式、内容等等一一做了详细介绍，因而也就起到了直接描绘、传递西俗的作用。尤为重要的是：在反复使用“茶会”这个源自注视者国家的词汇时，曾氏实际上却扩大了原有的语义场，赋予了这个旧词以全新的内涵。传统语汇就这样经历了新的语义化过程，这个过程无疑为“茶会”的现代形式“招待会、酒会”的出现铺平了道路。(26) 比较文学形象研究一般认为：使用这些源自注视者文化的词语去描摹被注视者，往往带有“同化”、“归化”[9：130-131]被注视者文化的倾向。但这个一般性的规律却未必适用于清末民初中国人对西方的言说。曾氏笔下的“茶会”即是一个极好的反例。 曾纪泽不仅赴“茶会”、记录“茶会”，而且还亲自操办西式“茶会”。在光绪六年正月廿七日的日记中，首次出现了他与下属商议如何在使署自办茶会的记录。此后数天内的日记里均可见到“商议茶会事极久”的字样。二月初五日，茶会终于举办，且是与宴会连在一起举行的：“酉正，所请饮宴之客……先后来，戌初二刻入席，亥初散。送客至客厅后，即至客厅立迎茶会诸客一千二百余人。丑初以后，来者微稀，诸客跳舞甚欢，寅正乃散。”[1：963]我们看到，这场规模浩大的茶会不仅在时间、方式、内容上完全遵照西俗，而且对于前此曾氏颇觉“诧异”、甚至赞同刘锡鸿“讥讽”的“男女跳舞”也原样照搬了。可见在英法充任多年的使节后，此时的曾纪泽已完全接纳了这样的西俗，且视之为常态。这种变化，直接反映出曾纪泽个人文化身份的改变，它也从一个侧面向我们展示出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演变过程。 以往对曾纪泽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他对晚清外交上的贡献方面。论及中法关系，也多讨论他在中法战争中因持论强硬、力主抵御外辱而被清政府免去驻法公使的史实，本文尝试着另辟蹊径，从比较文学形象研究的角度，通过对曾氏这部日记中某些语词的分析，初步讨论了他建构出了一个怎样的法国形象，以及为何会这样描述与言说。 这，应该就是曾纪泽们为中国语言、文化的现代化所做出的另一个贡献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