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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X射线照相：观照相同表象背后的内在现实 最早的X射线照相，出现于1895年，在医学上X射线照相用于拍摄人体骨骼和某些软组织。《追寻》中，叙述者用X射线照相来比喻其本人的看人方法：“如同一位外科医生，在一位女子光滑的腹部下面，看到折磨她的体内病痛。我枉然地外出就餐，我看不见来宾们，因为，当我认为在看他们时，我在给他们作X射线照相”[89]。另外，对人作X射线照相，也是马塞尔的母亲的特长，弗朗索瓦兹对她说：“夫人什么都知道。夫人真比X射线还厉害”[90]。因此，无论是对于叙述者还是对于他的母亲，X射线的含义均在于善于体察他人的内心，可以说X射线照相，首先是探测他人心理的工具。 这种眼光的根据则在于小说家对现实的体验：“需要表达的现实……并不存在于主题的表象之中，而存在于一个深层，在那里，这种表象无足轻重。”[91]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普氏那里，X射线照相是对万花筒所展现的变化的表象的纠正和补充。与不断变换花样的万花筒不同，X射线照相提供了某种相对稳定的不变的现实。那是对事物进行简化之后看到的内容：“如同一位剥去事物的感性性质的几何学家只看见事物的线性基质。”经过X射线照相，“我画下的线条形成的图案呈现为一组心理规律。”[92]在此，普氏强调的是其写作的另一侧面，揭示存在于事物和人物表象背后的内在现实。 主人公在谈论他的X射线照相术时，明确指出，他所感兴趣的，是不同事物共有的“普遍本质”(l’essence générale)、揭示了人物的性格或可笑之处的说话“方式”(la manière)、人与人的“共同点”(le point commun) ——从而它也是对事物进行一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划分；以及万变中的不变因素——同一事物在不同时间、环境中的“同一性”(l’identité)。而所有这一切均“处于较深处，超越了表象，在一个更隐蔽的区域”。由于它们给他提供了一种“特别的乐趣”，从而他将其作为自己的寻找目标[93]。 因此，X射线照相问题的提出，首先针对的是如何观照进而描写沙龙和其构成成分：人物。实际上，出现在《寻回的时光》开篇处的这段思考，不仅是叙述者对其本人观察方式的回顾，也是小说家对其整个写作过程的“事后”昭示。阅读《追寻》，不难发现，不同人物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共同点或相似之处。而这些相似之处则揭示出各不相同的心理规律，用普氏本人的话来说：“与激情、性格、品行有关的真理”[94]。 先来看“人以群分”和其揭示的心理规律。 就不同人物之间的共同点而言，有些相似属于自然造成的，比如同一个家族的成员由于遗传等因素而分享的共同的家族特点。普氏深信，从某个年龄开始，人走向成熟和定型，那么他会越来越像他的某些先人。遗传不仅造成了外表的相似，同时造成了心理和行为方式上的相似。 由于互相模仿，属于同一小团体的成员分享众多共同的特性：属于盖尔芒特“小集团”的斯万和德•盖尔芒特夫人在“表达方式直至发音上非常相似”[95]；叙述者首次在火车站看见维尔迪兰夫妇的“小圈子”的成员时，惊异于他们从衣着到神态的相像[96]；巴尔贝克沙滩上的一群如花少女，在马塞尔最初见到她们时，她们彼此之间“没有界线”，而是形成了“一种和谐的波纹，那是一种流动的、集体的和灵活的美的连续的移动”[97]，随后才分别出她们之间的差别并爱上了其中的一位，不过他发现她们分享同样的说谎的特性。模仿原则支配着属于同一小团体的成员的心理和行为方式。 有时一些并无血缘关系、亦不属于同一社交圈的人们却分享一些表达方式、行为举止等方面的共性；这些共性或者表明了他们隐秘的共同起源，或者揭示了某些爱情、社交的规律。 维尔迪兰夫人在谈论被他们驱逐的斯万时，运用了和弗朗索瓦兹杀鸡时同样的怒气冲冲的语言：“该死的畜生！”[98]；和维尔迪兰夫人及弗朗索瓦兹一样，为了给自己的残忍行为辩解，身为马塞尔舅公的男仆的儿子的小提琴家莫莱尔，便以十分粗鲁的话语和语调责骂受害者[99]，小说家以此揭示他们三人身上潜在的，通常情况下被抑制下去的粗鲁、野蛮的天性，从而暴露了他们共同的缺乏教养的低下出身。从不同人物的相同的行为方式，小说家追踪至其内在现实，在那里区别消失了。德•盖尔芒特公爵夫妇为了不耽误社交活动而对亲戚病危的消息无动于衷[100]，维尔迪兰先生为了避免谈论刚刚死去的常客和取消晚餐，禁止在女主人面前谈论死者（借口女主人的身心承受不了打击）[101]；相同的态度揭示了两个沙龙在追逐社交快乐和漠视他人痛苦方面的相同的心理状态。马塞尔、斯万和德•盖尔芒特公爵在爱和嫉妒的方式上十分相似，他们都一心想“囚禁”自己所爱的女人，将她完全据为己有；由此小说家揭示某些男性在爱情上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占有欲；与这种过强的占有欲相呼应，在小说中出现了多位逃逸的女子。 由此，心理学家布隆代尔认为，使小说中的不同现象和人物彼此接近、相象的“普遍性、事物的本质”，可以归结为“普遍重复”的规律。重复是小说中的许多心理规律的根源所在。重复具有几种基本形式：遗传、环境的影响、本性。普鲁斯特小说所揭示的规律“适用于所有人和每个个人，因为对重复的观照告诉我们存在着一种人性”[102]。 的确如此。从效果上看，经过小说家大量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工作，换言之，当我们仅仅注目于每个人物所参与的众多的类别，那么我们会感到，人物失去了其同一性而沦为变化多端的表象，处于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由于人人都具有错综复杂、互相矛盾的多重方面，从而他们总有可能在某些方面相象。因此，如果说到普鲁斯特人物的独特性，那么这种独特性首先在于每个人物都由众多侧面构成。如同万花筒的图象，随着角度与光线的变换而变换模样。事实上，普鲁斯特写作的一个重要趋向在于，不断增加人物的新的侧面，从维尔迪兰夫妇（这对夫妇在对沙龙常客萨尼埃特进行长期的恶意伤害之后，将自己的财产的一部分秘密拿出帮助这位破产的人物）到圣卢；在小说家写作（修改待出版的部分）的最后阶段，他仍在为圣卢勾勒其新的侧面[103]，在读者已经了解的这位出身高贵的人物的方方面面（对自己的出身的背叛，珍惜与朋友的友谊，具有献身精神，同性恋）之上，加上其具有的“残酷”和“背叛友人”的方面。由此看来，对不同人物的共同点的揭示，从效果上看起着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和界限的作用，与此同时，也展现了人类灵魂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这一意义上，X射线照片在此与万花筒的图案互相叠印在一起。 再来看普氏如何揭示万变中的不变——它也是X射线照相术的观照内容。 普氏非常注意展现人物造成的独特的第一印象（往往从主人公马塞尔的视角看出），这第一印象便构成了人物的“主导主题”(le leitmotiv)，随后人物的变化，则如同“变奏”。人物的同一性在马塞尔对人物的第一印象（一个由直觉把握的神秘瞬间）中已经暗中给出；可以说，从第一眼，主人公便在不自觉间为人物进行了X射线照相。如果说普氏的人物具有同一性，那么也是在丰富变化中保持的同一性。 无论如何，普氏的小说人物同时是个性化与多样性的人物，他们拥有恰似他所赞誉的艺术作品所拥有的品质。因此如果在通常情况下以个性著称的艺术家，在普氏小说中同样分享一些共性，那么不是出于偶然，普氏以此揭示他本人塑造人物的手法，他如何使人物在纷繁的变化中保持同一性，也即他们的相对稳定的个性。拉贝玛的表演与埃尔斯蒂尔的绘画之共同点在于“同质”、“混融”[104]的效果。而在凡特伊的《奏鸣曲》的一个乐句和瓦格纳的《特里斯坦》的一个乐句之间存在着同一性，尽管前者表达的是与后者不相关的个人的梦幻，由此叙述者马塞尔认为他们之间存在着类似于祖孙的关系[105]。从凡特伊和瓦格纳的共同点，叙述者延伸至十九世纪的大艺术家、大作家的创作特点。他们的艺术给叙述者的印象首先是个性化(l’individualité)，在其他活动中无法显示的个性化；个性化的根源则在于火山爆发般的力量（某种特殊的快乐），这种力量有可能来自制作行为本身。与其说个性化，不如说丰富和多样化的个性：同一个人物的不同面貌，同一段音乐主题的变奏，同一个人物出现在不同的场景中。从而这些特性为小说中出现的虚构的人物和真实存在的大艺术家所分享：凡特伊、阿尔贝蒂娜、弗朗索瓦兹；瓦格纳，雨果，米什莱，巴尔扎克，等等。正像在普氏看来，艺术博物馆里，同一个时代的人物肖像，“具有家庭的表情，同样的色调”[106]。也可以说，普氏将自己塑造人物的方式投射到其他艺术家身上，乃至使其成为十九世纪大艺术家的创作规律。 的确，从普氏小说的总体写作倾向来看，所有的人物均走向越来越多样化的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普氏的小说似乎处于一种矛盾中，主人公希望通过艺术来表达个性和差异（质的差异），但当他最终走向艺术并实现自己的艺术，他所揭示的却是在人性相同基础上的多样化(variétés)和多样性(diversités)。对个性的呼吁和所揭示的共性似乎在进行着持续的抗衡。人物的本性在不断得到揭示的同时，不断被与其相反的特性均衡。巴尔特曾指出普氏作品中的“颠覆叙述”[107]；仿佛从寻求个性和差别出发的探索，最后发现的却是事物之间深层的共性和在一定程度上差别的消失。仿佛深层的个性即普遍性；一旦达到深层的个性，便消除了个人与他人的差异。因此，普氏的小说最终达到的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共同点基础上的对灵魂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开发。它既是对个性的深层开发，同时也是对普遍的人性的深入体验。这一矛盾，有可能是表面的（作品具有深层的统一性），也有可能是根本性的（由写作本身的演变造成，因此也是不可避免的）。有可能，一方面，普氏确实从始至终认为每个人具有相对而言明显的个性，如同瓦格纳的牧人之歌，虽有多番变化却不失其同一性，如同材质（石、木等）上的不同。这一点可能与他的直觉有关：他相信对事物和人物产生的第一印象，甚至视错觉所揭示的秘密，他在时间中的寻找最终证明这种原初印象的正确性。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在写作过程中——写作使人深入体悟真实的存在状态，在他最初的构思与写作的发展之间产生了某种偏差，那就是他的眼光发生了改变：伴随着差别不断被抹去，他越来越多的看到人性的共同方面。普氏本人是肯定作品本身的演变的，甚至强调作品的“事后的、非人工的统一性”[108]；作为处于生成变化中的、非逻辑的生命载体，它同样承受时间的作用。 在小说中，与X射线照相术相对的，是事无巨细地记录事物外部特征的眼光和写作方法。一方面，普氏以龚古尔兄弟的日记为代表，他称其作者为“回忆录作者”，他们所采用的主要方法，是观察和对细节的记录。另一方面，还有在普氏看来无选择地记录表象的“电影镜头”：“有些人想让小说是一种展示事物的电影镜头。这种观念是荒谬的。没有什么比这样一种电影视观离我们所感知的现实更遥远的了”[109]。而且普氏心目中的回忆录和电影镜头一样只记录局部，形成不了整体画面。就对内在现实的探索而言，X射线照相与望远镜的效果非常接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