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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曹雪芹的风月宝鉴 看的问题，可以说是《红楼梦》的一个重要主题。小说第一回，“石兄”便向“空空道人”解释说，其故事的好处之一在于“令世人换新眼目”（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改变眼光而达到治疗效果）。而直接与看有关的便是“风月宝鉴”。 由于风月宝鉴具有多重功能，为明晰起见，我将从三个角度探讨其寓意：1）从治病工具，也即爱欲与死亡的关系的角度，它也是东鲁孔梅溪提供的道德训诫的角度；2）从隐喻，也即小说作为具有净染二性的心镜的角度（这一角度主要涉及作者对作品的经营），它将从内在的角度解释小说的两面性，及其何以能够作为治病工具的原因；3）从作者所预设的读者的角度，也即小说作为双面镜接纳多重阅读的角度（这也意味着治病效果可以各有不同）。这一选择，并不意味着风月宝鉴仅只涉及这三方面的含义，只有这三重“照法”。 （一） 爱欲与死亡：作为治病工具的小说 作为治病工具的宝鉴，出现于小说第十二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贾天祥正照风月鉴”中。贾瑞因觊觎王熙凤的美色而中其圈套并患上一种难以治愈的病。“风月宝鉴”则是在其绝望之际从一位“跛足道人”那里得到的治疗器具。道士的诊断：贾瑞患的乃“冤孽[38]之症”、“邪思妄动之症”，而他的镜子恰巧对症。 何为冤孽/业症？“孽”字在此通“业”字，其含义来自佛教，指人身上积攒下来的善恶之业，在此，当特指恶业。冤字的含义，从词源上看，表达了一种屈缩于某种围困之下、不得脱身的状态。那么冤业合起来可指使人受围困的积恶。“风月宝鉴”中的“风月”二字指风月情，因此这里的冤业症当特指情欲缠身导致的病症，这一诊断本身便带有明显的佛教色彩。照道士所言，患此病者，往往是“聪明俊杰、风雅王孙”之流，因此镜子“单与”他们“看照”。道人递给贾瑞的正是所谓的“风月宝鉴”，他叮嘱贾瑞“只照他的背面”，并声称“三日后……管教你好了”。当贾瑞照其背面，镜中立着一个骷髅；当他正照时，镜中显示的是他欲望的对象：王熙凤，恍惚间她引他入镜（幻境？梦境？），两人云雨一番，然后她送他出镜。然而他并不满足，也无视镜子背面的骷髅，而是“三四次”入镜正面与凤姐云雨，直至最后一次正要出镜，却被两个人“拿铁锁”套住、拉走。这里的“铁”字与贾瑞的灵柩暂寄处“铁槛寺”中的“铁”字呼应。从而进入镜子的正面与跨过一道从此再无法出离的铁（门）槛类似。在《说文解字》中“槛”（檻）字（其发音同“監”）含义为“栊”（櫳）；指“关野兽的牢笼”，后引伸为“关人的囚笼”[39]。这一含义与“冤”字的原初含义非常接近。小说中贾瑞是个不曾从情欲的囚笼中脱身的人物。 镜子的正、反面究竟意味着什么，两面又是什么关系？正面显示的是照者欲望的对象并且他可以入镜满足欲望，因此镜子提供了人所欲求的东西，并可用来满足欲望。对贾瑞而言，他的欲望迅速得到满足，不过欲望的满足只带来新的欲求；几次迅速满足欲望之后，他怀着强烈的欲望死去。而这正是背面所显示的影像：一具骷髅——死亡的象征，人所不欲之极点。从镜中影像来看，正反两面一美一丑，一为色（引起贪欲爱乐之色）一为空（丧生、归空），一为生一为死，一可喜一可怖。正是由于可怖，镜子的背面具有提醒人止步的意义。从治病的角度看，从正面到反面似乎存在着因果关系，道士是想让贾瑞通过了解后果来放弃前因。这意味着风月宝鉴是用来演示情欲与死亡之间的密切关系的。 不过宝鉴仅仅是为贾瑞这个仅在小说前面部分的两三回中（九、十一、十二）出现的人物设置的吗？书中其他人是否也患有“冤孽之症”或者“邪思妄动之症”而需要医治？ 从治病的角度看，小说中与风月宝鉴具有类似属性的器物，是通灵宝玉。二者都有“宝物”之称，且都具双面。通灵宝玉的正面錾刻着其名称和“莫失莫忘，仙寿恒昌”的字样，它们用来强调其重要性：与风月宝鉴类似，笼统地说，它宝在“有济世保生之功”；其反面则表明其具体功能：“一除邪祟、二疗冤疾、三知祸福”。其中的第二个功能“疗冤疾”与风月宝鉴的功能（“专治冤孽之症”）相近（不过通灵宝玉还有两个其他功能）。不仅如此，类似于风月宝鉴，通灵宝玉被和尚道士用来充当治疗用具。此外，小说家还通过种种细节，如具有相关性的数字（三、三十三）、反复出现的主题（门槛、拉手）等，有意在两场治病之间建立某种关系；并进一步通过这些数字和主题将小说中的其他情节与这两场治病建立联系。为此，我们有必要在与通灵宝玉的关系中进一步辨析风月宝鉴的特性与用途。 以通灵宝玉治病发生在小说第二十五回“魇魔法姊弟逢五鬼，红楼梦通灵遇双真”[40]。当宝玉和凤姐遭受马道婆魔法影响（此为表，尚有里之寓意），濒临死亡之际，“一个癞和尚同一个跛道士”赶来救治，换言之，不过是为“通灵宝玉”去蔽——“为声色货利所迷”造成的失灵。那和尚建议贾政将去蔽后的通灵宝玉悬挂于卧室“上槛”（这种说法十分奇怪，当“槛”字用来指门的组成部分“门槛”，它一般指的是“门下横木”；小说家却强调门的“上槛”，这不能不让人猜想，他以这个“槛”字，引起读者对另一场治病的结局的联想：贾瑞最终停灵铁槛寺），并宣称“三十三日之后，包管身安病退，复旧如初。”（这个日子同样回应着给贾瑞治病的道士的话语，“三日后……管教你好了”）众人“依言而行”，姊弟果然康复。 从回目和本回的内容上看，凤姐和宝玉生病，是由于马道婆施恶法的结果，因此通灵宝玉发挥的是其“除邪祟”的功能，但从僧道的诊断看，也不能排除其“疗冤疾”的功能。确切说，在此牵涉到这样一个问题：通灵宝玉失灵的原因和姊弟致病的原因是否是同一个：“为声色货利所迷”？换言之，二人致病的原因与贾瑞之病是否有部分（声色方面）相似之处？贾宝玉无疑可归入“聪明俊杰、风雅王孙”之列，但他是否患有与贾瑞相同的“邪思妄动之症”呢？ 粗看上去，如果凤姐作为贾家主内（包括理财方面）的角色，确实有“货利”方面的问题；从宝玉方面看，虽不为“货利”所动，但显然为“声色”所迷。在这一回中，更是如此，开始时他暗中寻觅对贾芸有情的小红（“宝玉昨日见了红玉，也就留了心”），后来酒后又在王夫人身后挑逗与贾环“合得来”的彩霞，并“拉他的手”，惹得贾环妒忌和报复。临发病前，他与黛玉在一起，并且“拉着林黛玉的袖子”[41]。在此，“留心”、“拉手”、“拉袖子”的主题，也许暗示了主人公所患有的冤疾，与贾瑞的“冤症”虽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应同属风雅王孙易患的“邪思妄动”之症。 再来看与这两次致/治病都有关的“槛”的主题。贾瑞由于正照风月鉴而跨过作为生死之界的门槛，进入“铁槛寺”。第二十五回则从一开始就涉及“槛”的主题，小红在梦中为躲避贾芸的拉拽（无疑与宝玉“拉手”、“拉袖子”的主题呼应），“回身一跑，被门槛绊了一跤”。最后和尚命贾政将经过“持诵”和除去“声色货利之迷”的通灵宝玉悬挂在姊弟两人卧室的“上槛”。在不同场合“槛”字似有不同含义：标志着生死之界的门槛（铁门槛，一旦跨过，便无法返还）和普通门槛。 这反复出现的门槛的主题，不能不令人联想到小说中的这一从名称到用途都显得阴森森的场所，铁槛寺，它除了作为贾瑞寄灵的处所，还牵涉到另外一系列的人物：可卿，凤姐、宝玉、可卿的弟弟鲸卿；第十五回可卿寄灵和贾府族人及亲朋送灵都在铁槛寺，在此期间凤姐带领宝玉和鲸卿下榻水月庵/寺。有意味的是这一回的标题：“王凤姐弄权铁槛寺，秦鲸卿得趣馒头庵”，虽然凤姐弄权之事实际上发生在水月寺，也即馒头庵，这一标题却将这两个距离不远（换喻或毗邻关系）的场所显示为在名称上可以互换（隐喻或类比关系）的场所。张新之用“即”来形容两寺之关系[42]。从词义上看，铁槛与水月，正像风月宝鉴两面的影像，一坚一柔，形成鲜明对照；而在两寺中发生的事，则一明（铁槛寺中众目睽睽之下的丧仪）一暗（只有水月寺中人方知晓的弄权、得趣）。如果说凤姐弄权之事，直接与“货利”有关，她由此获得“三千两银子”；秦钟与智能之间发生的则属“风月”、“云雨”之事，小说家明确写道，智能“如今大了，渐知风月”。至于宝玉与秦钟“算帐”之事，作者写道：“未见真切，未曾记得，此系疑案，不敢纂创。”脂评指出，“……此二三件隐事……未见真切，淡淡隐去，越觉得云烟渺茫之中无限丘壑在焉。”[43]恰恰因为作者没有明写，留给读者无限想象空间。张新之等评点派红学家比脂砚斋更进一步，对凤姐，宝玉和秦钟三人（同宿于水月寺中的内外两间卧室，且凤姐将通灵玉“令人拿来塞在自己枕边”）之间可能发生的“风月情”做了或明或暗的点示（张新之：“宝玉同秦钟在外间，而宝玉又被拿来在凤姐枕边，此账我算不清”）[44]。因此，这一回有可能是对后面第二十五回凤姐、宝玉发病的真正的原因——“被声色货利所迷”的暗里铺垫。 铁槛（寺）与水月（庵）的对照，不能不让人联想到风月鉴两面中影像的对比：骷髅与风月情，两个场所中发生的事情与双面镜中的物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两两对应的关系。进而宝鉴与两寺片段当可互相阐释。一方面，水月寺中发生的“得趣”与“算帐”之事，相当于贾瑞在风月鉴正面所见情形——凤姐召唤他入镜寻欢，确切说，在此是凤姐“辞了众人，带了宝玉、秦钟住水月庵来”；由于贾瑞一再入镜正面，从而他遭遇死亡——入了铁槛寺，下榻水月寺的凤姐、宝玉和秦钟在隐喻和换喻双重意义上也距离死亡（铁槛寺）不远：小说接下去的一回（第十六回）便写了“秦鲸卿夭逝黄泉路”（再一次，人物由于“正照风月鉴”，而跨过了铁门槛），至于宝玉和凤姐，则显示为某种“缓刑”——第二十五回两人大病一场；他们的病，与贾瑞、秦钟的病由于在程度上不同，因而尚无须用风月鉴来医治。因此可以说风月宝鉴揭示了欲与死的切近关系，尤其用来医治“不可救药”的风月症。 在确立了风月宝鉴的两面与铁槛寺和水月寺两相对应的关系之后，由于铁槛寺和水月寺是相邻且可互换名称的场所，从而风月宝鉴中两面应同样存在邻近和互换关系，这意味着：骷髅和凤姐的召唤，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二者之间存在切近关系。 再从僧道所预言的病愈时间来看，贾瑞的病仅需要三日便可治愈，宝玉和凤姐的病则需要三十三日。从三到三十三，仅仅意味着病情轻重及疗期长短、病人数目之别，还是另有其他功能？且将数字的象征含义放在一边，仅从小说中与这两个数字有关的章回（第三回、十三回、三十回和三十三回）来看，便可发现它们都与“风月”病有关。 表面看来第三回“托内兄如海酬训教，接外孙贾母惜孤女”，与风月病和治病的主题似乎无关。然而黛玉自述其身世时的一个细节，恰恰与该主题关系密切。黛玉关于自己的“不足之症”介绍道：“那一年，我才三岁，记得来了一个癞头和尚，说要化我去出家，我父母固是不从。他又说‘既舍不得他，只怕他的病一生也不能好的。若要好时，除非从此以后总不许见哭声；除父母之外，凡有外姓亲友之人概不见，方可平安了此一世。’”因此，黛玉的病即使不出家也并非不可治愈，而其条件有二：避免1）哭声和2）与外亲接触。因此在身为外亲的宝玉身边，黛玉注定没有病好的结果；更何况二人之间的难以正常发展的令她倍感伤心的缠绵爱情，使她失去了痊愈的另一个条件（避免哭泣），从而将她与疾病锁定。对于黛玉而言，爱情与疾病纠缠在一起。 第十三回则写了秦可卿之死，脂批一再点示可卿之死与天香楼中发生的“淫”事有关；天香楼与铁槛寺，换言之，情（淫）欲与死再次毗邻。且可卿的判词中的两句“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也表明了她是“情”与“淫”的化身。从而秦业（也许此二字的底里含义为“情业”）的养女可卿和生子鲸卿都沾染了非常严重的“冤业之症”，并如同贾瑞，迅速死去。小说明写可卿的灵柩也曾进入铁槛寺。 第三十回与第三十三回在某些细节上有着前后相续的密切关系，宝玉遭其父毒打，其中的一个原因则在于金钏之死，正是在第三十回宝玉与王夫人身边的丫鬟金钏调情，导致后者被女主人“撵出去”，随后因羞辱而投井。另一原因则在于宝玉与蒋玉函不同寻常的关系，两人曾互换汗巾。从某种意义上说，毒打是医病，但不是正当有效的疗法。实际上，宝玉一先一后两次遭灾，都是由于他自己的病症（并不止于“意淫”），也即其自身的“邪思妄动之症”。 这一系列的情、淫与病、死的密切关系表明，风月宝鉴确乎不仅仅为贾瑞而设——尽管在他身上答案最为简单明了，它的两面，以或显或隐的方式立于小说的不同场合、章回，照鉴众多人物；无论涉及的是鲜明与尖锐的欲与死的毗连、类比关系，还是更隐秘与和缓的爱情与疾病（尤其显示在黛玉身上）的缠绕关系；对此，小说家写得或美或丑、或含蓄或直露。从根本上说，风月宝鉴的两面，揭示了众生挣扎于生与死之间的景象，特别是与众生强烈的爱欲、情欲相联系的痛苦、疾病、死亡的可悲景象。尽管风月宝鉴具有特殊的功用和疗效，书中患有程度不同的风月症的人物却仍然在其病痛中无以自拔，走向死亡；因此最终无法逃避的恰恰是宝鉴的背面。不过，小说家对风月症的展示有快慢之别。 通过和尚道士以两件宝物治病的经历，小说家将贾宝玉与贾瑞建立类比关系。对比之下，两次发病和治病的段落确有不少相似之处，当然也有根本的不同。首先，前来治病的均涉及一位跛道人，只是在后一回多了一位癞头僧。头一回治病的器具是“风月宝鉴”，由道人提供，后一回则是宝玉自带的“通灵宝玉”；也许这暗含着，与贾瑞不同——必须依靠外物来医治，且已无可救药，贾宝玉是有可能自救的。另外，与贾瑞的病不同，对于宝玉的“病”，小说家采取渐进展开的方式——仅只从前三十五回看，从第五回宝玉入“太虚幻境”（警幻仙姑授以云雨之事，可谓始知风月），第十五回与凤姐秦钟同居水月庵（埋下二十五回的病因），第二十五回与凤姐同病，直到第三十五回养着被父亲毒打而造成的创伤——宝玉断断续续料理着不同的病。正是在第三十五回，在与玉钏交接汤碗时，他“烫了手”。贾瑞与贾宝玉的病症具有相同之处，不过后者的病得到他的另外一些品质的缓解，换言之，他的病症被他的青春年少和其它“可爱”的品德掩护着、延缓着，他是令书中众女眷爱怜的人物，深得作者（和读者）同情。 不仅如此。当小说家通过治病而使风月宝鉴和通灵宝玉建立联系，实际上他为风月宝鉴划定了应用范围，也即表明他的小说的一个重要侧面：展现风月情的两面性。可以说，两件宝物在用途上有重合之处，风月宝鉴“专治邪思妄动之症”的功能与通灵宝玉的“疗冤疾”的功能十分接近。仅从这一点便可看出，一方面，小说家试图将风月情置于一个更广阔的背景（包括除邪祟、知祸福）之内展现：映照爱欲与死亡的关系只是小说的一个侧面；另一方面，又将拥有通灵宝玉的人物贾宝玉置于风月宝鉴的映照之外：他以通灵宝玉自救。贾宝玉在风月情方面与众人的不同，得到第五回中出现的《红楼梦仙曲》的“引子”的支持，其中“开辟鸿濛，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恰恰将小说中的人物分为“情种”和“只为风月情浓”者两类。甲戌本、戚正本对“情种”的评批：“非作者为谁？余（又）曰：亦非作者，乃石头耳/也。”这意味着，除情种（作者、石头、宝玉）之外，其他人物都属于风月情浓者，自然难以逃避风月宝鉴的映照。张新之不但强调了上述两分法，还指出了“情种”之“体、用”：“曰‘谁为情种’，曰‘都只为风月情浓’，见‘情种’所以难得者，正为‘风月情浓’者在在皆是耳。可见‘情种’是一事，‘风月情浓’又是一事。则真正‘情种’当求之性命之体、圣贤之用。”[45]在我看来，“情种”的独特之处，无非在于在他身上存在着成为小说家的潜力，也即制作风月宝鉴、以写作展现风月情的潜力；而这里的“情”字，则又超出了风月情，而延及对人的普遍同情。从某种意义上说，拥有通灵宝玉的人物贾宝玉、制造风月宝鉴的警幻仙子逃过了风月宝鉴的映照，因为他们是小说家的合作者。 鉴于《风月宝鉴》的书名是由“东鲁孔梅溪”提供的，而这个人名在小说中再不曾出现，其含义当止于小说家在此处给出的信息。仅从东鲁和孔姓来看，小说家似乎以此表明了其作品所具有的儒家的道德准则的方面。这不能不让人想到宋明理学对人欲的思辨。在朱熹的《中庸章句序》中，他特别指出了在修身养性过程中对人欲的控制的必要性，他指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原因在于人欲的无节制：“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46] 以上是从用途上看，风月宝鉴的特性；它揭示了爱欲与死亡（比“情欲与死亡”更为宽泛）的切近关系，情欲与死亡的主题（母题）在《红楼梦》之前的长篇小说《金瓶梅》中占据“主导位置”[47]。曹雪芹的独创之处，首先在于将情欲与死亡的主题置于更为宽泛的爱欲与死亡的主题之内（而整部小说则又超越了爱欲与死亡的主题），也可以说他笔下的情包含了爱与欲：在贾宝玉与林黛玉和诸钗的感情中，爱而非欲占据主导地位；而在贾府其他男性人物（包括薛蟠）那里，欲而非爱支配着他们的行为。其次，在于将爱欲与死亡的主题与意象分配给风月宝鉴的两面。 就风月宝鉴与传统镜喻的关系而言，曹雪芹似乎将《唐人小说》中古镜的诸特性分摊给了通灵宝玉和风月宝鉴。一方面，古镜的远古出身（黄帝所制），幻化为通灵宝玉作为远古传说中女娲补天之弃石；另一方面，类似于古镜，两件宝物都为僧所识。除了缺乏古镜的远古来历，风月宝鉴具备古镜的两个主要特性（疗疾病、鉴万物），但以其两面性，与古镜明显区别。这两面性，无疑与曹雪芹理解的小说的本质有关。因此下面从制作者的角度来看风月宝鉴的双面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