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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万花筒：展现社会变化之表象与规律 万花筒(le kaléidoscope)，是普氏非常喜欢采用的一个隐喻。万花筒在其发明之初（1816）乃科学工具，但不久便作为玩具流行开来。从词源上看，来自英文的kaleidoscope由希腊语的kalos (美的)，eidos (形式、表象) 和skopein（观察）构成；因此从字面上说，这是一件用来观察美好的表象的工具。万花筒的内壁由数块镜片构成，其终端的玻璃镜片之间填充了一些大小不一的彩色玻璃碎片，在角度的变换中镜片之间的反射作用使这些碎片形成变化多端的色彩缤纷的对称的几何图案。 从某种意义上说，万花筒在其意象的缤纷色彩与瞬间性方面与幻灯机的投影相似；不过万花筒所显示的似乎是些令人应接不暇、难以把持、带有任意性的变化。小说中在图象上与万花筒非常接近的，是连续照片放映机(le kinétoscope)[84]，它展现的是一个接一个的影像，人们难以将它们清晰分辨出来。为此，米歇尔•埃尔曼恰如其分地指出，“万花筒的运转原理……让人设想其光源取自一重虚无——有助于传达事物的无组织的视观。”[85] 正是基于万花筒的上述特性，小说家以其展现他关于社会集团演变的视观。不同的沙龙在时间中的演变（其成员的重新组合），被显示为如同伴随光线（也即时光）的变化而形成的不同的图案：“如同不时转动的万花筒，社会以不同方式相继安排人们曾认为不变的因素并组成另一个图形。……万花筒的这些新的布局是由一位哲学家会称为标准改变(un changement de critère)的东西造成的。德雷福斯案件带来新的标准……万花筒再次颠倒它那些彩色的小菱形图案”[86]。因此，普氏对于沙龙的描写，首先是要破除事物静止的思想，引入变化的视观：沙龙不停地进行重新组合，以形成更新了的小团体，从而普氏可以得出结论：“惟一不变的是似乎每次‘法国有了一些变化’”[87]。 沙龙在普氏那里成为恰当的展现变化的场所，特别是戏剧性的变化。几轮转过，万花筒的图案的组合方式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经过一场场沙龙聚会，在最后一局，万花筒的所有构成成分近乎一齐登场。小说中这最后一场社交界重大聚会，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家的下午聚会，正是诸多戏剧性变化集中发生的场所。一些人物的社会地位发生重大改变，伴之以改名换姓，另一些人物则彻底自我否定，对自己以往不屑一顾的对象大加赞赏。首先，主持聚会的女主人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乃昔日的维尔迪兰夫人，通过再婚她先是成为公爵夫人，公爵死后，曾经十分保守的德•盖尔芒特亲王，由于战争而濒临破产，最终娶这位十分富有的“公爵夫人”为妻。在斯万与奥黛特相爱之初，德•盖尔芒特夫妇曾明确告诉斯万，他们将无法接纳在他们眼里乃一“轻佻女子”的奥黛特进入他们的社交圈；在这最后一场重大聚会上，奥黛特（早已继承了斯万的遗产，又通过再婚，成为德•福什维尔伯爵夫人）成为德•盖尔芒特公爵苦苦追逐的对象，公爵夫人的最有力的竞争对手。就公爵夫人而言，她曾十分蔑视甚至公开羞辱其侄子圣卢的情妇，女演员拉歇尔，此时则将她捧为明星并邀请她在聚会上朗诵缪塞的诗；而在小说前面几卷中出现的杰出女演员，深得作家贝高特、鉴赏家斯万，以及主人公马塞尔推崇的拉贝玛夫人，则门庭冷落、无人理会。资产者勒格朗坦曾因不被盖尔芒特圈子接纳而痛苦万分、犹太人布洛克渴望结识盖尔芒特家的成员并进而跻身于上流社会行列；此时二人均如愿以偿：前者通过家庭成员与贵族人士的婚姻而进入贵族家庭并自命“贡布雷伯爵”，布洛克亦应邀参加这场盛大聚会，并已改名换姓。聚会上，主人公还见到圣卢与吉尔贝特（斯万与奥黛特之女）的女儿——是她最终在从贡布雷延伸出去的两条散步之路，通往盖尔芒特之路与经过斯万家的路之间建立起一条“捷径”。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在普氏眼中，沙龙的不断重组，乃至万花筒提供的任何意象，确实或多或少带有盲目性和偶然性，一派“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景象。而且沙龙的演变确实具有万花筒的特色，其组成成分在总体上并没有改变，只是相同的人物出现在不同的沙龙中，表明了他们的社会地位有升有降。 然而沙龙的演变是否完全出于偶然？究竟是什么带来普鲁斯特所谓的造成万花筒新布局的“标准改变”？ 当我们仔细观察小说中沙龙演变，那么不难发现一个十分重要的趋势：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难以进入的家庭聚会的全面沦落和解体，以及与之相伴的资产者维尔迪兰夫妇的沙龙的上升，直至维尔迪兰夫人本人经过两度再婚，而成为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从两个主要沙龙的演变来看，普氏的不停转动的万花筒显示出某种相对固定的模式，一方面，各路资产者的地位不断上升；另一方面，贵族世家盖尔芒特家族的至高地位（和纯洁性）逐步丧失。并且最终，小说开头处的相对封闭的这两个小集团（维尔迪兰家和盖尔芒特家）最终走向融合：小说中最后一次盛大聚会——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家的下午聚会，展现的正是这一全面融合。 在《所多玛与蛾摩拉》中，普氏明确指出：“在某种程度上社交界的表现（远远低于艺术运动、政治危机、趣味之演变——它使公众先后转向观念戏剧、印象派绘画、德国的复杂的音乐、俄国的单纯的音乐、宗教的反动、爱国主义的爆发）是其遥远的、破碎的、不确定的、紊乱的，变化着的反映。因此甚至沙龙都不能以一种静止不动的状态来描写，至此它只能适合于性格研究，沙龙也应如同卷入了一种近乎是历史性的运动中。”[88] 由此看来，对于沙龙的描写，至少涉及两方面的内容：性格研究和时代演变的研究；并且沙龙的演变确实受到经济、政治，以及最终历史条件的影响。 在普鲁斯特那里，对于沙龙的描写，显示为从变化的角度来突现一段时间的流逝。从某种意义上说，万花筒展现的，是沙龙的变化方面，与一个时代的历史性的演变牵连在一起；在这一意义上，写沙龙的演变，便是写一个时代的演变（作为小宇宙的沙龙折射出作为大宇宙的整个法国社会）。不过普氏并未放弃性格研究，他用另一种视觉工具实现这一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