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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险的愉悦：南方异国想象中的台湾 在最近的后殖民研究中往往能见到对日本殖民时期在台日语文学作品的批评。例如王德威曾指出，从佐藤春夫的浪漫小说、石川钦一郎的绘画到伊能嘉矩的民族志，台湾作为魅惑的、神秘的“南方”是1930年代初期日本作家和艺术家热爱的主题。④王德威的概括忘了加上另外一位日本殖民时期的重要作家西川满。西川满出生于日本，三岁时随父母渡台，因为在台湾没有考取台北高等学校，因此也无缘于台北帝国大学，只能暂回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及其附属中学完成学业。西川满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国文学，主修象征主义。⑤正值毕业之际，当他就到底是回台湾还是继续留在日本犹豫不决时，他的导师吉江乔松勉励他回台湾，去那里开创一番自己的文艺事业。遵循着导师的意愿，年轻的西川满回到台湾，一边为《台湾日日新报》的文艺栏写评论，一边发表自己的文学作品，直到日本战败被遣送回日本时才离开台湾。⑥自1934年初登文坛到被遣返为止，西川满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拥有自己的出版社，开办杂志，参与40年代的皇民文化运动，活跃在台湾的日人文坛。 现在他为人们记住的大多是他“浪漫主义”的手法和“异国情调”的作品。早在30年代，西川满的亲密朋友、台北帝国大学法国文学讲师以及战后东京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创始人岛田谨二就曾认为，“自从西川满一登上文坛，他的作品就体现出浓重的‘异国情调’”⑦。当代的日本文学研究者诸如藤井省三与阮裴娜等也常使用“异国情调”来描述西川满的文学风格，例如藤井省三就曾勾勒出从佐藤春夫的《女诫扇奇谭》到西川满的《赤嵌记》为主线的台湾“异国情调”文学系谱。⑧ 但是，与佐藤春夫的作品不同，西川满对台湾的描写很大程度上借助对台湾当地的文化、民俗和宗教资源的盗用。1935年左右，西川满在日本的《文艺泛论》和台湾的文艺杂志上几乎同一时间连载了17首散文诗，在这些散文诗中，诸如“妈祖庙”、“城隍庙”、“灯爷”、“中秋”和“送神”等和民俗、宗教相关的题材比比皆是，十分引人注目。西川满对“妈祖”意象的使用部分是受到了日本象征主义诗人伊良子清白的影响。应台湾总督府的邀请，伊良子清白于1910年至1916年间居住在台湾，服务于官营医院。滞台期间，她没有留下什么作品，反而是回到日本九年后的1927年，她创作了《圣庙春歌》。这首诗歌的副标题是“妈祖庙之歌”，把妈祖比作“南方的艳妇”⑨。西川满受到伊良子的影响，在创作于1934年的诗歌《妈祖祭》中直接援引了伊良子的诗句。不同的是，西川满的诗歌更为情节化。例如在《妈祖祭》的开头，他写道： 深受恩惠，春天，我们的圣母，天上的圣母。妈祖女神的祭典。天地间神灵出没。傍晚时分，“大才子”投入金色的炉子。如飞入花月间，长空中的鸟儿，那是我的心。摇曳的榕树阴影下，一位女巫正在给“做婊”的心爱人算卦。⑩ 妈祖、女巫和“做婊”并置在一起，描绘了一幅既神秘又艳情的台湾风景图。在另外一首创作于1935年的散文诗《普渡——基隆妈祖庙中元节》中，西川满是这样描写中元节场面的：“妖艳的艺伎们手里持香，闭着双眼，颤抖着鼓在长衫外的胸峰，祈求恋人的平安。她们相信孤魂野鬼会听到他们的祈愿而显灵。”(11)祭祀活动变成了一场艺伎们的肤浅表演，她们“艳然地微笑着，有的则向沿街观看的群众抛媚眼，展媚态”(12)。就这样，台湾的民俗和宗教活动失掉了其原本的意义。而对于台湾本土妓女的各种称呼，如“花娘”、“做婊”、“芸妲”和“花妓”等在西川满这个时期的散文诗中屡见不鲜。阮裴娜对西川满的台湾异国情调描写做出过批评，认为“西川满无疑在犯文化暴行——他将台湾文化从他们的历史语境中剥离，让它仅仅服务于日本读者对异国情调的追求”(13)。 西川满的文学想象有其具体的社会语境。1934年7月和8月间，西川满在其工作的《台湾日日新报》发表了一系列新闻连载，命名为《夏日的话题：花妓物语》和《夏日的话题：做婊奇谭》。(14)前者讲述了一个为了养活妹妹而不得不沦落风尘的台湾女子，后者则叙述了一位名叫“山村”的日本青年误入台湾本地妓馆的“惊险故事”。这两则新闻连载和西川满自己的散文诗写作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例如故事总是发生在台北当时的餐饮和娱乐中心大稻埕的江山楼，妓女的房间总是布置成白色且飘着茉莉花的香味等等，它们读来似乎是西川满散文诗的注释。 日本统治下的30年代台湾，卖春问题和相关的卫生隐患令台湾总督府感到棘手。在西川满连载这些新闻的1934年，登记在册的台湾本土卖春妇是941人，另有日籍846人。(15)日籍和台湾卖春妇在不同的地域从事活动。西川满的新闻连载中提到的“太平町”是台湾卖春妇的商业区域，而她们的卫生问题成了总督府的一项工作重点。就在同一期的报纸上，除了西川满的新闻报道外，还刊登着诸如《在日本内地娼妓已经灭绝，台湾的废娼运动又如何呢？》(16)、《即便废娼无望，至少要提高就娼的年龄》等相关的文章。(17)有关治疗传染性疾病的方法和预防措施的文章也很普遍。性传染疾病对于殖民地统治是一个危险。当时的殖民当局强行安排台湾卖春妇例行各种检查。(18) 殖民者的恐惧在西川满的新闻连载《夏日的话题：做婊奇谭》中可见一斑。一位“无辜”的日籍青年因为聚餐后想要找一个茶馆醒酒和消食而误入了一家台湾本地的妓馆。知道实情后这位胆小的青年连滚带爬地逃出了那家妓馆，途中不慎从楼梯滚下，闪到了腰。(19)第二部分连载时，这则新闻增添了新的副标题“年轻人终于逃脱，后面追来的女人笑声不断”。整个故事被总结为“误入虎穴”(「夏」：1934年8月3日第7版)。 西川满对台湾卖春妇问题的关注和恐惧，还影响到了他的另一位朋友，美术家宫田弥太郎。宫田弥太郎经常为西川满的诗歌和出版物画插图。从1927年到1943年间，他一直参加台湾的美术展。1934年，宫田弥太郎的一幅名为《待宵草》的作品入选了。画的标题以比喻的方式传达出画的主题，即台湾卖春妇在等待夜晚的生意。画中，“黄昏时候，从屋内搬出椅子到骑楼下，摇着扇子，很自在地乘凉似的。然而，三位女子们摆手弄姿的神情，绝不会错过任何猎物。一个抱着膝盖而坐的男子，双眼更是密切地注视着街道上的游客”(20)。这些黑影中的台湾女性成为了台湾“危险的愉悦”(21)。用西川滿自己的话来说是“恶之花”。他总结说，台湾因为有了卖春妇——“夏夜最好的慰藉”——成了“东方的蒙马特，充满了欢乐和愉悦”(「夏」：1934年8月4日第7版)。 在西川满的笔下，台湾就是这样一个危险、愉悦、神秘又充满活力的南方异国之地。然而，对台湾南方想象的描写和日本近代文学的传统又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将日本的殖民历史看做是自明治以来日本近代史的一部分，看做是“异乡的日本文学史”(22)，而不仅仅是日本的他者的话，这些问题就愈发值得思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