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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景观不仅仅承载地域、场景和建筑，也是重要的社会空间，是人们活动和精神交流的场所，而对每一景观、每一场所的所观所思，又明显地刻上了作者的思想特征，是作者个体心理空间的折射。 游记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村上此行的目的——寻访旧日诺门罕战役的战场引发的种种思考。在来中国之前，通过阅读史料，村上发现了这场战役失败的要害之处：这场战役的始末，“实在太日本式、太日本人式了”(16)。“他们在日本这个封闭组织中被作为无名消耗品以极差的效率杀害了”(17)，即便战争结束后在经济繁荣中，日本人也并未从作为无名消耗品被抹杀掉的命运中挣脱出来，“五十五年前那场小战争距我们不是并没有多远吗？我们怀抱着的某种令人窒息的封闭性总有一天会以不可遏止的强大势头将其过剩的压力朝某处喷发出去，不是吗？”(18)在蒙古一侧的诺门罕遗址上，55年前的武器密密麻麻扔得到处都是。深夜醒来，村上在战场上感觉到的某种“气息”猛烈摇晃房间，他意识到摇晃的是“我本身”。村上的中国之行是他对诺门罕战役认识的进一步确认，同时也发现这是不该忘、不能忘，是融入自身血肉中的民族记忆。有日本学者概括说，“以春树描写中国的作品群为中心来看，可以从中了解，春树自身以遍布20世纪日本社会的险恶事件为背景，展现了日本这个国家本身长期以来具有的社会构造中的扭曲与波折，让不得不生活在那样的社会构造中的人们进行冷静和深沉的思考。”(19) 村上极为深刻地审视自我历史，意识到了“为了使日本这个贫穷国家生存下去而在‘维持生命线’这一‘大义’之下侵略中国这个更穷的国家，真是无可救药”(20)，那么他是否能够跨越那一封闭国家的组织或观念，塑造富有积极性和新意的“中国形象”呢？ 村上对两位女医生的描写耐人寻味。第一位是“武斗派肌肉发达型体质”的中年女医生，一边向他莫名其妙地哇哇大叫着，一边为他治疗；第二位也是一位中年女医生，很文静，但非常疲惫，“脸上浮现出像是从文革时代遗留下来的凄寂的微笑”(21)。这样的特定比喻作家要暗示什么？村上在海拉尔沿途小站目睹一个企图扛自行车上车的男子被警察逮住打一顿带走了，翻译说此地人性情暴躁，“文革”期间很多人在这里遇害。村上说：“死多少人我没问，既然中国人说‘很多’，想必真的很多。”“文革”是中国当代最为沉痛的集体记忆之一，1994年距“文革”结束已近20年，小站暴力让我们中国读者警醒：“文革”虽已成为历史，但对文革的反省和思索还远未结束，人性、人道、人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遭到各种各样暴力的践踏。然而，村上看到每一位女医生，强悍抑或温柔，都能让他联想到文革，这一先入之见令人诧异。 村上还记录了中国人充满“异物感”的目光。在长春动物园村上花十元人民币抱虎崽照相，顺嘴问中国人虎的名字，“给对方空漠的神情看了片刻，仿佛在说‘你这个傻瓜蛋，哪能给虎一一取什么名字’。”(22)这种令村上不快的目光再次出现在新巴尔虎左旗，此地居民都像看异物似的“眼盯盯地注视着我们”(23)。乡民的盯视固然有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看客”的性质，或者说缺少最起码的礼仪，但“目光”是无形的，即使在当时也不能确定它的涵义，更不要说事后回忆了，这一目光完全是作家的自我感受。 中国异乎寻常的“人多”让他进一步联想：在书上看到的“南京大屠杀”和“万人坑”等发生在中国的大屠杀事件，虽然对于事件可以大体把握，但从数字上总是难以置信，实际到了中国才有实感，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有一拨拨的人涌来，“长时间面对如此光景，难免产生类似恐怖的感觉，觉得数量陡然差了一位数。甚至觉得，使得日本兵的感觉发生根本性错乱的，说不定也是这种压倒性的物理数量的差异”(24)。因为中国人多而让日本兵神经错乱感到恐怖而杀人？尽管村上用了一种戏谑调侃的口吻，但此说很难让中国读者在情感上接受。 当年日军为修筑大规模永久性工事征用了大量中国劳工，死者众多，在山头附近有万人坑。这里村上解释，这是当地导游说的，“他所说的在何种程度上属于正确的历史事实——就是说是否果真杀了一万人——我当然无法充分证明，但至少住在海拉尔的中国人至今仍确信那是史实(从当地几个人的嘴里听到过大体相同的内容)，归根结底，我想那恐怕才是最为重要的。根据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在中国其他地区干的实在太多海拉尔式行为加以类推，那样的事在这里也确实(或以相当高的概率)发生了。当时致死的中国人数字一万也好五千也好两千也好，此时存在于此的事态本质都不会因数字的变化而有大的变化。”(25)80年代以来日本出现了“南京大屠杀虚构论”，如有人用推理法否定南京大屠杀事实，其中的论据之一便是人数问题，因为无法确定准确人数，细节不可靠，如果细节不可靠，那么整体就无法相信了。村上在此的修辞耐人寻味，关注到受害国一方的感情问题，但同时也保留了自己的质疑；既认为中国导游提供的数字不太可信，又指出事态的本质不能因数字变化而有大的变化，日本在中国的大屠杀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一万也好五千也好两千也好”如此数字递减的叙述，潜台词便是中国方面未免夸大其词。质疑与肯定的叙事语调在反复之间使叙事充满张力。 除了叙事语调很有特点外，游记里还暗含对比叙事。卫生观念、洁净一直是近代以来日本大力宣扬的民族性之一，中国90年代的“脏乱差”潜在参照系便是日本的“整洁、文明和优良”，中国的“废墟”式建筑对应的便是五十年前的“伪满洲”殖民统治时期的坚固的建筑。中国形象的另一参照系是蒙古国。同夏目漱石的《满韩漫游》一样村上游记中出场的中国人亦没有名字，而陪伴村上的蒙古国的三个军官，每一名字都记录在案。村上谈及中国境内诺门罕村的博物馆之所以俨然是小学里的遗忘物玻璃柜，是因为在对面的蒙古国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博物馆。军营里夜间熄灯禁酒，蒙古兵不当回事，照例开灯饮酒，军队里也没有人说三道四。说给中国人听，中国人则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绝对没有那种事”。实则与村上前文描述的中国新巴尔虎旗街头当兵人的形象形成对比：“年轻士兵大多邋邋遢遢，或解开衣扣，或歪戴帽子，或叼着烟卷，活像从前日活电影里的阿飞。”(26)同样是违反军纪，蒙古兵显得率性天真，而中国兵则如此表里不一。文中有一大段详细记录了蒙古军官杀狼的经过，虽然最终落脚点是人类能占一时上风却永远无法与自然抗争，但是明显是对蒙古人所保有的生命力的褒扬。与日本人的文明、蒙古人的彪悍相比，中国人呈现出令人惊惧的现代性怪胎的形状。 萨义德指出：“作者并不是机械地为意识形态、阶级或经济历史所驱使；但是我相信，作者的确生活在他们自己的社会中，在不同程度上塑造着他们的历史和社会经验，也为他们的历史和经验所塑造。”(27)夏目漱石在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时代背景下创作了游记《满韩漫游》(1909)，村上在全球化的今天创作了游记《诺门罕钢铁墓场》(1994)，时隔近八十年，两位作家看待中国、书写中国仍然有很多相似体验。战后传统的“自我图像”和“他者图像”(强大的日本帝国与低劣野蛮的近代中国)解体，日本人当代“自我图像”和“他者图像”的建构，很大程度上与深藏的民族“精神创伤”有关，村上通过中国他者反思日本近代历史的意图鲜明，但在新的关系和力量对比和反差基础上孕育出的中国这一“他者图像”更为微妙与复杂，字里行间不断闪现的日本的“中国”形象，显示了话语中国强大的规约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