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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基本是从文学、历史的叙事中了解中国的，村上在《去中国的小船》中说：“我读了很多有关中国的书，从《史记》到《西行漫记》。我想更多一些了解中国。”④在访谈中他也特别提到了《西行漫记》(又译为《红星照耀中国》)。《史记》是古代中国、中华文明的象征，《西行漫记》是现代中国、革命中国的化身。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知识分子曾幻想从“人民中国”中寻找未来，受法国“五月风暴”等影响，一时之间，中国“文革”成为“革命”的隐喻，成为批判现有体制的新的思想文化资源。日本人有过对中国古典文化的乡愁，对东亚病夫的蔑视，对革命中国宏大理想的追寻。而随后日本实现腾飞，经济名列世界前茅，中国社会却在动荡与混乱中度过了十余年时光，仍然处于贫困状态。80年代日本人主流的亚洲观与中国观又回落到近代的原点上。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及综合国力都有所提高，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发展蓄势待发，蒸蒸日上，而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日本人的中国观也相应地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日本的中国形象，真正的意义不是真实再现中国，而是要在中国形象的延续和衍变中体现日本的文化精神和中日力量关系的变化。 村上在阅读大量历史传记材料后创作了《奇鸟行状录》，他说：“在那些描写这些重大事件的书籍里，有我迄今为止仍不知晓的事实，如‘诺门罕事件’，日本人在当时不知情，其结果就是到了今天很多人对此也知之甚少。知道了那如此无意义、残酷、血腥的战斗，我非常震惊。我在小说完成后，去了‘满洲’和蒙古实地考察，多少是有一点奇怪，一般人都是写之前去现实发生地考察，而我是反其道而行之。所谓想象力，对我而言是很重要的资质。我不想因为实际去了那里而破坏想象力。”⑤ 小说中间宫中尉回忆在“满洲”新京的生活时说，新京虽不是大城市，但富有异国情调，可以尽情寻欢作乐。在肉豆蔻的故事里，她的父亲原本在日本是兽医学校的老师，但觉得在“满洲”更能伸展身手，当新京要求为新动物园派一名主任兽医时，他不顾妻子的反对，主动报名，一家三口来到新京，战败前一直平静快乐地生活在动物园里。对照夏目漱石等近代日本人的文字，这样的描写是符合历史实情的。 村上在《奇鸟行状录》第三部中描写了“满洲”中国人形象。1945年8月，日军即将战败之际，中尉及其士兵奉命射杀动物园中的大型动物之后，中国人杂役向兽医建议由他们处理这些动物死尸，他们想得到值几个好钱的动物皮毛和肉，兽医同意了这个交易，因为这是“他们的国家”(原文即黑体字)。不一会，十来个中国人用板车拉走了动物尸体，这期间“中国人几乎没有开口，表情也丝毫没变”。第二天两个十三四岁男孩被派来帮忙，两个男孩“黑黑瘦瘦，眼睛像动物般亮闪闪地转来转去”，兽医问两人名字，“两人没答，仿佛耳朵听不见，表情一动未动”，工作一完，两个男孩一声不响地消失不见了。这与《满韩漫游》中一场景相似，夏目漱石一行人到奉天北陵游玩时，一个赤脚中国小孩向他兜售自称捡来的金球，而掌柜好像偷偷以便宜的价格买了下来，夏目漱石感慨道：“中国人可真狡猾。”⑥这种丑陋、狡猾、麻木的“中国形象原型”，反复出现在西方和日本不同时期不同作者的笔下，它不是某一个文本的发明，而是社会文化内在结构的产物。村上的这种中国形象的塑造，应该说也是依据了日本那一时期的“社会集体想象物”。 夏目漱石描述炼油厂里“苦力”们劳动场面时说：“从朦胧的蒸汽当中可以看见紫铜一样的肉色因为汗水泛着油光而越发勇猛。当我注视着这个苦力赤裸的身躯时，不由得联想起了‘汉楚军谈’。古时候，让韩信从胯下钻过去的好汉必定是这样一些人。”⑦在对日本殖民统治的迟钝态度中作家不由自主流露出对中国民众肉体与原始生命力的赞赏。村上在《拧发条鸟年代记#8(或第二次不得要领的杀戮)》中写到中尉和士兵们押来四个穿着棒球服的二十岁上下的中国小伙子重返动物园，这些中国人是“满洲国”军官学校的学生，拒绝接受新京保卫战任务，杀死了两名日本教官逃跑，结果被抓住，当场被射杀了四个，剩下的四个，按照中尉的命令挖下掩埋自己尸体的深坑。中尉觉得弹药要留着对付俄国人，用在中国人身上不值得，遂用刺刀刺杀其中三个中国人。剩下穿4号球衣的中国人因为是主谋，他被处以更加残酷的死刑——用棒球棒打杀。这个中国人“高大魁梧，胳膊有一般人大腿那么粗”⑧，在被击碎了头骨气息皆无的情况下，惊悚的一幕出现了：“4号中国击球手如梦初醒地飒然起身，毫不迟疑地——在众人看来——抓住兽医手腕。一切都是瞬间发生的。兽医莫名其妙。他的的确确是死了。然而中国人却以不知从何而来的最后一滴生命力像老虎钳子一般紧紧抓住了兽医的手腕，并且依然双目圆睁黑眼球朝上，以结伴同行的架势就势拉着兽医栽入坑中。兽医和他上下重叠着掉了下去。兽医听见对方肋骨在自己身下折断的声音。但中国人仍然抓住兽医的手不放。”⑨这出人意表的一幕表现了中国人身体的强健和不屈不挠的生命力。数字4在日语中谐音“死”，4号如同死神，这一场景也多少流露出对中国人的恐惧。村上是在反思历史的进程中开始自己的创作的，但从肉体层面关注中国人，与夏目漱石又多少表现出了相似性。 村上踏上中国土地以前对中国、中国人的想象，主要来源于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文本叙事，尽管故事的构筑无不体现了作家个体的想象力和创作个性，但中国人形象显然已经形成一种话语，只要对它进行表述，就不由自主地如此安排素材，在既定的话语体制中参与叙述。同时，我们也不容忽视，这一话语资源既是村上构建小说的资源，也是他游历中国前业已形成的中国印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