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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黄瀛诗中常常出现创作日期和地点，让这些诗歌风景带上独一无二的具体属性，尤其是当我们知道前面那首诗中在房间里辗转反侧、夜不成寐的“我”乃是一个中日混血的、就读于陆军士官学校的准中国军人之后，这些具体的地点、日期和时间就更是成为了衡量“日常事件的特异性的指标，同时暗示着，这些是与恢宏的现代史，特别是中日政治关系紧密相邻的、转瞬即逝的东西。在这些日期的背后，有着对自己的人生将在历史大浪中颠簸跌宕的预感”(《光》：281)。 日本学者冈村民夫认为《冰雨之夜》就堪称这类诗歌的代表，它是刚刚成为陆军士官学校学员的诗人在1927年冬夜，透过自习室南面的窗户，从白色窗帘落下的阴影里眺望市谷附近时写下的诗歌： 阿梢啊，阿梢 啊，这是彻底日暮了的一九二七年的日本 那家伙逾越了早已逝去的遥远街市 我等待着紧随其后的寒冷 等待着思念像奇怪的宝石般光芒熠熠 等待着季节的气息扑鼻而至 还有安详和其他种种 以及迫近的狂烈和其他种种 想着温暖的圣诞夜 想着这寒冷也会裹挟你 在开始我的工作——红与蓝的战争游戏之前(『瑞』：43-44) 诗中被称为“那家伙”的，是刚停不久的冰雨。被称为“你”的，想必是作者爱恋的女性吧。诗人感受到冰雨和寒气的紧逼，同时也感到“红与蓝的战争游戏”正一步步迫近。冈村民夫把“红与蓝”作为关键词来破解该诗隐藏的意义，认为它们是指中国共产党的红旗和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详见《光》：282)。众所周知，1927年正是中日关系不断恶化的年头。1927年3月，北伐军进入南京之际，发生了第一次南京事件，使日军找到了第一次出兵山东的口实。同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武装政变，大肆杀戮共产党人，导致国共关系不断恶化，迫使共产党在8月举行了南昌起义。进入1928年，更是发生了日军向山东第二和第三次出兵的恶性事件。所以冈村民夫认为，“诗中的‘1927年’和‘12月’这个日期，是与‘有些事情已经过去，而另一些事情尚未发生’的那种危机四伏的宁静、暂时的平衡、过渡性的停滞联系在一起的”(《光》：282)。此外诸如“面对一九三○年这个冷风肆虐的寒窗”(『瑞』：5，《叩窗的冰雨》)、“新尝祭之夜”(『瑞』：36，《新尝祭之夜》，即1927年11月23日)等等带有明确时间标记的诗句，都可以视为将诗人所处的狭窄空间与身后的宏大历史连接起来的文学装置。历史虽然在这些诗中被还原成了个人日志，但它仍然有宏大背景及政治意义。 果然，诗人的不祥预感变成了现实。1928年，日本两次出兵山东导致中日之间发生武力冲突，也暴露了日本的侵华野心，令曾在山东青岛度过中学时代的黄瀛格外震惊。日本人的出兵行为让黄瀛诗歌潜藏的政治性浮出表面，催生了《啊，将军!》和《世界的眼睛!》这两首在黄瀛整体诗歌中稍显另类的反战爱国诗。据日本评论家胜又浩先生考证，1928年发表在《学校》第1号上的《啊，将军!》是以山东督办张宗昌为原型创作的反战爱国诗，其中充满了对张宗昌这个“猪头将军”出卖祖国的愤怒(22)；而发表在《文艺战线》1928年7月号上的《世界的眼睛!》则抨击了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洋列强对中国的暴行和觊觎： 世界的眼睛!正朝着我们的土地大举挺进 以为我们麻木不仁，所以才糟糕透顶! 诚然，迄今为止我们都只是在沉默与抱怨 说我们是沉睡的雄狮? 总该明白，就算并非如此，也绝不是懦夫任人蹂躏!(23) 这首激昂的诗篇一改诗人温婉平和的诗风，直接进入到动荡的历史中，发出了诗人愤怒的最强音，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性和政治性。这既是黄瀛内心的个人呼喊，也凸显为民族的集体发声，诗中复数第一人称——“我们”的大量使用即为明证。面对波涛汹涌的历史海洋，黄瀛飞离那扇眺望风景的窗户和闭锁的房间，纵身跳入浩瀚的大海，让自己诗歌中那个善感低吟的混血儿“我”化作愤怒高歌的“我们”(中国人)，“积极地肩负起集体乃至革命表达的角色和功能”(《游》：110)，向当时占据日本诗坛的战争赞美诗发起了挑战。这在当时日本无疑是属于“少数”的声音，尽管微弱，却形成了与“多数”声音之间的顽强抗衡，并在与“多数”声音的对峙中获得了更大的张力和力量。 作为活跃在日本昭和初期诗坛上的“少数文学”诗人，黄瀛充满异国情调的诗歌和对日语的“少数”运用，既从外部对日本口语诗歌和日语本身进行了破坏、毁形、解域乃至重新建构，也对诗歌背后潜藏的昭和历史和多舛的中日关系进行了成功的介入，并以此闯入日本文学的内部，化作了其中具有特殊意义的组成部分。 与黄瀛辗转中日之间、有着丰富的越境体验不同，宫泽贤治几乎一生都蛰伏在日本东北地区岩手县的花卷市。他从未走出过日本国门，也没有海外经历，但却一直对海外深怀憧憬，充满了越境的意志，因此可以被称为德勒兹意义上的游牧者：“游牧者并不一定是迁移者，某些旅行发生在原地，它们是紧凑的旅行。即使从历史的角度看，游牧者也并不一定像迁徙者那样四处移动。相反，他们不动，他们不过是在同一位置上，不停地躲避定居者的编码。”(24)只要浏览一下宫泽贤治短短37年的生命，就会发现，他一生都未曾长期离开过岩手县这个远离东京的偏僻空间，但却一生都在躲避着定居者的编码。他是诗人、童话作家，也是农学校教师、石灰推销员，还是法华经的虔诚信徒。说他是诗人和童话作家，其实他生前只出版过一本诗集《春与阿修罗》和一本童话集《要求繁多的餐馆》。说他是学校教师，却只做了四年零四个月即告辞回家，因决心做一个“真正的农民”而独自成立了“罗须地人协会”，最后又作为农业技师开设了“肥料设计所”，却因病在两年后被迫中止。“石灰推销员”的工作更是只持续了短短数月。显然，诗人、童话作家、科学家、农业改革者、花坛设计者、宗教家这些貌似毫不搭界的多重身份混居于宫泽贤治身上，是他对职业和身份的体制编码予以解域化的表现，他由此成为诸种职业和身份的边界儿。正如他在诗集《春与阿修罗》的序诗中所说的那样，“我这一现象/乃是假想中的有机交流电灯的/一盏蓝色照明/(所有透明幽灵的复合体)”(25)。这种“所有透明幽灵的复合体”，换作德勒兹式的术语，或许就是拒绝被辖域化的、不断从外在的诸多规则中逃逸出来的游牧者式的复合存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