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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李维·英雄等外国人创作的“日语文学”和水村美苗等有着深刻异文化体验的日本人创作的“日语文学”的兴起是1990年代后日本文学的新趋势。这些充满了“脱臼”的文学侵犯了日语本身的固有体系和日常规范，具有德勒兹所谓的“少数文学”的特征，而活跃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诗坛的诗人黄瀛和宫泽贤治是这种“少数文学”的先驱。他们一个从外部、一个从内部对日语以及被日语所表征的各种编码体制进行了解域化，不仅带来一场诗歌语言的革命，而且以多元、生成、流变的精神孕育了新的视界和可能性。 关 键 词：少数文学/解域化/黄瀛/宫泽贤治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铜锣》同人草野心平、黄瀛与宫泽贤治研究”(12BWW013)和四川外国语大学重点社科项目“黄瀛与日本现代主义诗歌”(SISU2012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伟(1963- )，男，四川外国语大学文学硕士，四川外国语大学日语系教授，研究方向为日本近现代文学；近期发表的论文有「北東アジアの歴史コンクテストにおける日本モダニズム诗と中国」(载『国際日本学』2013年10号)、《昭和历史语境中的草野心平与中国》(载《国外文学》2013年第4期)等 日本旅德作家多和田叶子说过：“如果有人问，代表90年代的文学是什么样的文学，我想我会回答：就是作者以母语以外的语言所写成的作品。”①日本学者土屋胜彦也认为，“进入90年代后，日本文学中出现的一个崭新趋势就是李维·英雄、德维特·索裴逖②等外国人创作的‘日语文学’的登场与多和田叶子、水村美苗等拥有深刻异文化体验的日本人所创作的‘日语文学’的兴起吧。对于日本文学而言，前者是来自外部的冲击，后者则是促使其从内部产生质变的事件”③。 李维·英雄和水村美苗等人之所以成了这种文学新潮的代表性人物，无疑是因为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文学创作具有非常典型的越境性质。前者作为来自美国的流入者，后者作为从日本的流出者，都属于在自我形成的过程中因地理上的移动而具备了复数文化的边界儿。李维·英雄用非母语的日语，水村美苗则用“不属于自己的语言”④——日语来创作文学作品，作为异端活跃在“日本文学”的中央地带。他们那“到处充满了脱臼的文章不仅侵犯了日语的固有体系和日常规范，也导致了我们精神的解体”⑤。显然，他们的文学创作破除了日本文学的所谓“纯血统主义”和岛国式的封闭性，恰好符合德勒兹所谓的“少数文学”的特征。 根据德勒兹的定义，“少数文学(minor literature)并非产生于少数族裔的语言。它是少数族裔在多数(major)的语言内部建构的东西”⑥。在德勒兹看来，少数文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最好地实现了“解域化”的趋势。它一边使用多数人所使用的主流语言，一边将其从国家或民族等固定的辖域中剥离开来，借助“口吃”创造出自己在语言上的少数用法。换言之，语言的解域化正是通过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秩序化语言的“口吃”来实现的。通过“口吃”，语言从那种辖域化的秩序中脱离出来，最终飞离和逃出辖域化趋势的限定，将真正的多元性敞开在我们面前，并成为一种风格。⑦ 通观1990年代到今天的日本文学，除了李维·英雄、水村美苗、多和田叶子、德维特·索裴逖等人，我们还可以在这种“少数文学”的名单上列举出一长串名字⑧，而一旦我们把目光转向包括大正文学和昭和文学在内的更广范畴，活跃在1920-1930年代的诗人黄瀛和宫泽贤治等人便无疑可视为日本“少数文学”的先驱性存在。 黄瀛(1906-2005)作为中日混血诗人，曾与草野心平等人创办同人诗刊《铜锣》。他身为中国国籍，却一直用非母语的日语创作诗歌，像彗星般划过1920-1930年代的日本诗坛，从某种意义上说，属于与李维·英雄同一谱系上的“少数文学”诗人。而同为《铜锣》同人的宫泽贤治(1896-1933)出生在日本东北地区的岩手县，一直对以东京话为基础的“标准日语”抱着疏离和抵触感，曾用夹杂着东北方言等元素的非标准日语写下了大量诗歌和童话，可视为与水村美苗等属于同一谱系的“少数文学”诗人或作家。 黄瀛1906年出生在重庆，父亲是留学日本的中国人，母亲是日本千叶县人。1914年父亲去世，八岁的他不得不跟随母亲移居日本千叶县，进入八日市场寻常高等小学校开始学习日语，后进入东京正则中学。1923年关东大地震时他恰好回国在天津探亲，遂留在中国进入青岛的日本人中学读书。1925年他再度赴日留学，先后就读于日本文化学院和陆军士官学校，1931年回国从戎。黄瀛16岁时即开始用日语创作诗歌，1925年因《清晨的展望》一诗在一千多名应征者中脱颖而出，荣登《日本诗人》“第二新诗人号”榜首，一时成为日本诗坛的宠儿。但在“外国人总是被排斥”⑨的日本诗坛上，其混血儿的身份和中国国籍注定了他只能是一个孤独的“少数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