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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少同时代诗人都注意到了黄瀛在日常生活中的“口吃”现象。高村光太郎就说道：“他那稍显口吃的口吻也颇具魅力，无论是他的诗，还是他的朗读，总觉得某个地方有着一种与日本人不同的趣旨。”(20)木山捷平也认为，“他说话有些口吃，但这少许口吃的余音却给我以异常美妙的印象”(21)。如前所述，黄瀛是在八岁时因父亲病故而非自主性地移居到日本的，中文才是他出生后接触到的第一母语；但他又是在日本接受的日语教育，并不时往返于中日之间，生活在中文和日语混合杂糅的语言环境里，再加上轻微的口吃，可以想见，他讲述的日语乃是被解域化了的日语，与日语有一种不稳定的紧张关系。黄瀛并不是想通过诗歌创作来把这种不稳定的关系修正规范化，而是尽力将这种关系转化为一种特殊的个人风格。他对日语的热爱与他对规范化日语的抵抗形成了表里一体的关系，衍生出一种语言上的革命性力量。对黄瀛而言，创作诗歌乃是他把自己不得不置身于两种不同语言文化的夹壁中这一不利因素逆转为特权的唯一途径。作为背负着双重血统、双重语言、双重文化的“边界儿”，黄瀛主动接纳了被两个祖国撕裂的自我，借助将日语置换成“友爱的语言”，一边砥砺着作为诗人的感受性，一边去触摸诗歌的本质。惟其如此，日常话语中的生理性口吃才会在黄瀛的诗歌世界里被上升到了德勒兹意义上的文体高度，演变为对日语的超强度使用。在黄瀛的诗歌中，各种异质的语言和文化的断片之所以能够和谐共存，也正是因为他那种在语言的国境上遭到异化的、虽然孤独但却属于他自身的日语，成为了能够善待和包容各种异语言的“友爱的语言”。换言之，他那些以边界风景为舞台的诗歌，将语言的混合性作为一种隐喻，为我们展示了在充斥着歧视、压迫和阴谋的殖民地都市里所潜藏着的某种乌托邦式的和谐景象。 显然，黄瀛是知道——尽管他或许不愿意知道——这种和谐景象的虚幻性的，因为在黄瀛那种所谓“令人惬意的异国情调和世界主义”的诗歌中，也不时会出现另一些场景，比如：“在那据说有很多朝鲜靓女的富贵胡同旁/美国无赖大兵的独行背影令人颇费思量/车夫们‘叽里呱啦’地招揽着客人/他们的话儿我却听不懂，一脸迷茫。”(『瑞』：176)显然，在富贵胡同这个天津当年有名的花柳巷里，“朝鲜靓女”与“美国无赖大兵”之间不可能产生真正美好的男女关系，甚至都可视为西方践踏东方的另一种隐喻，而那些“叽里呱啦”招揽客人的人力车夫则是挣扎在底层社会的民众代表。眼前的这一切都表征了殖民地都市司空见惯的不平等关系和歧视现象，所以，少年的“我”才会“一脸迷茫”。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这首《“金水”咖啡馆》为什么会加上“天津回想诗”这样一个副标题，因为只有通过记忆的过滤，那些实则并不和谐的画面才可能会变成“美好的回忆”。 另一首以青岛德租界为背景的《天津路的夜景》，也显然是出于同样的理由，被加上了“青岛回想诗”的副标题。天津作为诗人的母亲和妹妹居住的城市，青岛作为诗人度过少年时代的城市，总是能触动诗人内心深处最美好而又最柔弱的部分，成为他关于都市的记忆和想象力的原点。在青岛的天津路上，诗人听到了中国钱庄“那阴郁得可怕的铜钱声”，目睹了“面无表情的官少爷”和“背着大被褥，从乡下来打工的苦力们”，更是闻到了青岛街道上到处散发着的德国式的“奶酪臭”。这些在脑海中镌刻下的视觉、听觉和嗅觉的记忆，与其说是在抒发令人惬意的世界主义情怀，毋宁说展示了一幅殖民地都市的阴郁画面，揭露了西洋的“奶酪臭”对青岛这个中国城市的侵犯和霸占。或许是为了逃避这些阴郁的场景，更有可能是为了抵抗那种“奶酪臭”，少年诗人宁愿钻进小小的饭庄，品味起中国“兰茶”的清香。无疑，正是在这有着多种“气味”相互碰撞的天津路上，诗人一边憧憬着克服了种种歧视和不公的世界主义幻象，一边又不能不察觉到这种幻象的虚无空洞，并进而意识到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我品味着一杯兰茶/把充满东洋风情的天津路夕景/一口气啜饮进心中/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感到无上的光荣。”(『瑞』：192)既然诗人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发生在充满东洋风情的天津路上，那就不妨认为，对于诗人而言，天津路乃是意义重大的特别场域，但在一首日语诗歌中，诗人面临着一种近于悖论式的难题：他不是用中文，而是以日语为媒介，来宣告自己在天津路夜景的触发下与日本人身份的诀别，并确认自己的中国人身份。为此，诗人把原本应该是《天津路の夜景》的诗名直接写成《天津路的夜景》，依靠用中文的“的”代替日语的“の”这一违反日语规范的策略，拆除了天津路与诗人之间因置换成日语表达所带来的疏离和隔膜，打开了一条秘密的甬道，便于诗人穿过这条甬道去找回自己与天津路之间最原始的亲密感，并借助与天津路的一体感走向对中国人的身份认知。不用说，诗名的“的”字具有鲜明的个性，是这首诗的点睛之笔，而黄瀛正是通过这种对日语的非规范化使用以及对日语与其他异语言的混合，在对日语加以解域化的同时，扩大了现代日语口语的可能性，刷新了现代日语口语诗歌。或许可以说，对于日语和日本文学而言，黄瀛的诗歌不啻来自于异国诗人的外部冲击，带来日语和日本文学的内部解域和富有生产性的重构，堪称混血文学对所谓纯血统文学的成功逆袭。 但正如德勒兹指出的那样，“少数文学”的特点除了表现为对语言的解域化，还表现为个体与政治的直观性关联，其中内嵌着对个人和对政治的阐释(详见《游》：111)。通读黄瀛的所有诗歌，会发现它们总是歌咏着日常的景物和个人的生活体验，可以说是纯粹的抒情诗、写景诗，而且是即物性的、非观念性的。其中有诗人透过房间窗户向外眺望到的风景，也有诗人蜷缩在夜晚房间里的所思所想。在这些诗中，房间的狭窄和夜晚的黑暗，俨然成了烘托主人公孤独感的舞台设计，似乎让人觉得是个人隐秘的冥想，也理所当然远离政治和历史。但不可忘记，这些房间有着虽说是不大的窗户，足以让诗人透过它管窥到外面世界不断变换的风景，聆听到历史翻动页码的窸窣声响。 黄瀛的成名作《清晨的展望》是他就读于青岛日本人中学时的作品，描写的是少年诗人在初冬的礼拜日一边擦拭着二楼宿舍房间的窗户、一边动用视觉和听觉所捕捉到的景象。尽管这是一首清新平易的自由诗，通过对外在风景的临摹，表现了少年诗人细腻而清澄的内心感受，可作者却在这样一首非常个体性的诗歌中，依靠寥寥几个关键词暗示了背后涌动的历史风云。“意大利一般的街头景观”、“秃山上的总督府”和“炮台”等场景除了揭示出青岛颇具异国情调的外貌特征，也隐约折射出由“总督府”和“炮台”所表征的胶州地区被德国抢占的屈辱历史。随后诗人又从窗户看见“海面在清晨的光影中烁烁闪闪/啊，海圻号军舰冒着黑烟”。海圻号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初的巡洋舰之一，承载着甲午战争后清朝政府试图加强海军以抵抗外国入侵的历史，也承载着它在辛亥革命中拥护孙中山合法政府、于1924年驶达青岛转而投奔北洋政府的复杂历程。显然，海圻号军舰冒出的“黑烟”给礼拜日晴朗的天空抹上了一道凝重的暗色，而18岁的少年诗人就是这样透过窗户，触摸到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多舛章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