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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主题内容研究。《浮》剧的多义含混、包罗万象使得多种诠释成为可能，论文议题涉及主题思想、戏剧性质、人物考辨、哲学、神学、美学和文化等多种维度，研究方法从单一的社会历史批判观走向多元视角，对于《浮》剧在思想史中启蒙抑或浪漫的定位、戏剧的悲剧性和哲学内涵，各家论者有不同观点，形成了争鸣。 90年代以前，将《浮士德》的主题思想概括为“人类的自强不息”已成定论，如《辞海》总结为：“描写浮士德一生探求真理的痛苦经历，反映从文艺复兴至19世纪初德国进步的、科学的力量和反动的、神秘的力量之间的斗争，宣扬人道主义思想。”(14)代表性的论文有范大灿1980年发表在《外国文学评论》上的《人类的前景是光明的——读歌德的诗剧〈浮士德〉》。(15)自90年代后期开始，单一启蒙维度的解读方式受到质疑，启蒙和浪漫之争不仅是美学形式问题，也关系到晚年歌德的思想史定位。韩瑞祥、仝保民的论文《〈浮士德〉悲剧第一部的浪漫主义色彩》(1999年)站在浪漫主义的立场上认为《浮》剧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分裂的悲剧。吴建广更为激进的“反启蒙”式解读近年来颇为引人瞩目，他在论文《被解放者的人本悲剧——德意志精神框架中的〈浮士德〉》(2008年)中认为，《浮》剧根本是人本主义僭越神序导致的悲剧，浮士德因为“认识欲、淫欲、虚拟欲、僭越欲、创世欲”而罪孽深重，最后的救赎也不过是浮士德临死悔罪的“濒死意念”(16)，文章提出歌德《浮士德》旨在反思启蒙，“回归到德意志浪漫精神的故乡”。范大灿则坚持歌德的人道主义立场是解读全剧的钥匙，指出全剧的主旨是探讨启蒙以后的人类的命运，即以理性“小神”自居的人“是走向光明还是黑暗”，最后的救赎是“上天因为他的高尚精神和高贵品德赐给他的爱和恩惠”(17)。叶隽在《歌德思想的形成》(2010年)中也意识到了歌德身上的“一元二魂”反映了“思想的自我矛盾”，但依然在《浮士德》中选择了“理性路径”。谷裕在专著《隐匿的神学》中的解读颇有见地，她认为歌德通过《浮士德》对于理性的自我完善能力表示怀疑，对现代人过分张扬的个性进行反讽；全剧的宗教剧框架象征着启蒙理性的发展和完善始终也必须服从神的秩序和意志；浮士德得到救赎的场景尽管充满悖论和不确定性，然而象征着爱的永恒女性的引导给予人们希望和信心，启蒙的意义并未被彻底颠覆。(18) 国内研究中对于《浮士德》的悲剧性颇有争议，卫文珂(1983年)称之为“一部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伟大悲剧”；余匡复(1991年)套用狄德罗的说法，提出《浮》剧是严肃的正剧，不是悲剧；谷裕(2008年)认为人类自我膨胀的盲目和僭越神性秩序的企图，即是浮士德悲剧根源所在。值得注意的是，评论界对于诗剧《浮士德》包容万象、错综复杂的诗学形式和修辞艺术历来赞叹不已，在德国有着良好的研究传统。较之丰富的主题内容研究，国内对于《浮》剧艺术形式的研究尤显薄弱，深入系统的形式研究尚有待后人。 考辨人物形象的论文多以浮士德和梅菲斯特为题。杨武能将浮士德概括为“术士·哲人·人类的杰出代表”，将梅菲斯特总结为“否定的精灵”和“恶”的化身，颇有代表性。(19)研究者一般认为浮士德兼具神性和魔性，反映了人类灵魂中灵与肉、善与恶的斗争；也有论者直接将歌德与浮士德作比，如余匡复在《〈浮士德〉——歌德的精神自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中认为“浮士德的精神发展史反映了歌德自身的精神发展史，是歌德最大一篇的自白”；也有论者将浮士德比作“永恒的流浪者”(褚蓓娟，1997年)或是西西弗斯(蔡申，1994年)；还有论者认为《浮》剧并非歌德生存观念的释解，如韩瑞祥和仝保民(1999年)称浮士德是“一个在幻想和戏弄人生中追求的浪漫主义形象”。杨晖(2007年)用弗洛伊德理论解读浮士德的“自我、本我、超我”，颇有新意。梅菲斯特在较早的评论中被认为是代表了“腐朽落后的封建势力”(张月超，1980年)，或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罪恶的体现”(曹让庭，1979年)，晚近的研究接受了冯至20世纪40年代论文《〈浮士德〉里的魔》中的观点，如杨武能在《天下第一魔和“恶”的化身》(1991年)一文中认为梅菲斯特是“否定的精灵”和“恶”的化身，既保留了西欧文学中魔鬼传统的试探者、诱惑者、破坏者特征，同时是个虚无主义者，具有片面的理智，又兼为浮士德的激励者和社会现实的批判者，是个矛盾的综合体。甘泪卿也是重要的文学典型人物，西方研究中近年来追索女子弑婴的历史原型，重新发掘这部剧的历史意义，也有性别研究讨论男女主人公关系中的性别压迫。而国内论者如刘敏(1998年)认为甘泪卿爱情是浮士德个人发展的一个阶段，势必被超越；张继云(2000年)指出甘泪卿悲剧在于两者世界观的时代差异；另有论文注意到了甘泪卿悲剧的宗教内涵。剧中其他人物如海伦、瓦格纳同样具有丰富多义的特征，值得进一步研究。 《浮士德》的哲学内涵是20世纪80、90年代学界关注的热点，关群(1980年)、简明(1984年)、韩世轶(1991年)、杨武能(1999年)都发表过专题论文，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哲学的认识论和人生观问题、分析和认识事物的辩证法思想阐述了《浮士德》中的哲学思想。刘建军在《歌德〈浮士德〉的三层结构及其价值》(1987年)中谈到了歌德将世界的运动发展抽象为道德上的“善恶斗争”，是“资产阶级唯心史观”，随后，尹振球(1992年)和刘建军(1993年)围绕“善恶冲突是否唯心主义”在《国外文学》上展开争鸣，刘建军后又继续就此议题发表论文《“两面神”思维与〈浮士德〉辩证法思想的深化》(1998年)。 自90年代后期起，《浮士德》的神学维度取代哲学内涵，日益为研究者所重视。肖四新(1999年)从本体论、人的本质、历史观、人生价值观四个方面论证了《浮士德》的神学内涵。在这个领域中，谷裕在《隐匿的神学》(2008年)中的研究最为系统深入，她将歌德作品中的宗教话语置于启蒙以后的文学史和思想史背景下考察。在“浮士德”一节中，分析了《天堂序曲》中的赌誓与《约伯记》的同构关系，继而通过对于第二部第五幕和救赎一场中宗教元素的解读，呈现出现代人的理性困境和救赎的可能。 美学问题一直是国内文学评论关注的重点，“文革”前的评论中强调其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冯至1979年《论海伦娜悲剧》中开辟了浪漫主义美学的研究思路；刘建军(1990年)提出“现实主义是歌德式象征的基础，浪漫主义是歌德式象征的表现手法”；韩瑞祥、仝保民(1999年)仔细梳理了歌德与浪漫派的关系，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认识误区，继而指出《浮士德》悲剧第一部内容和形式中的浪漫主义色彩；蒋世杰在《浮士德：艰奥美》(1997年)一文中用英国美学家鲍桑葵提出的“艰奥美”概括《浮》剧的美学品格，颇具理论张力，文章认为《浮》剧是一个充满隐喻和象征的生命哲学寓言，用狂欢化艺术手法熔合多种异类艺术因素，具有错杂性、广阔性和紧张性的特点。 《浮》剧所蕴含的丰厚的西方文化传统，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蒋承勇在《浮士德与欧洲“近代人”文化价值核心》(2007年)中指出浮士德身上强劲的生命意志和道德理性的约束之间的矛盾，既是古典世俗人本意识的复活，也反映了基督教文化的道德约束，歌德追求的是两者的和谐。神秘主义是另一重值得重视的文化维度。陈晓兰1996年的论文《〈浮士德〉与神秘主义》注意到了剧中的神秘现象及主人公的巫师身份，可是只将其作为反叛基督教正统观念和秩序的“否定力量”及消极因素来看待，没有认识到它们本身蕴含的象征意义。蒋世杰在论文《〈浮士德〉：充满生命狂欢的复调史诗》(1994年)中借鉴了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和“对话诗学”，用融合了异教和基督教传统、充满神秘色彩的狂欢文化作为解读全剧的线索，文章将《浮》剧概括为“表现生命价值多元性的复调史诗”，用对话哲学和对位法解释人物结构，用复调结构对应剧中的时空结构，令人耳目一新。蒋世杰继而又梳理了《浮》剧中的“原型象征体系”(1995年)，探讨了《浮》剧的“艰奥美学”(1997年)、“时间哲理”(1998年)，用当代西方文论解读《浮士德》的现代性甚或后现代性，别开生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