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89年5月26日晚6点，在耶拿大学，年及而立的席勒进行他为人师者的首次演说，题为：“何为普遍历史及普遍历史何为？”（Was heißt und zu welchem Ende studiert man Universalgeschichte?），有关“普遍历史”的概念涉及到整个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德国理念”，关系重大，这且按下不论；此处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这场演讲中，席勒提出了针锋相对的一组概念：“利禄之徒”（Brotgelehrter）与“哲学之士”（philosophischer Kopf）。这一区分向度，揭示了现代学术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命题，这不仅富含德国意味，而且具有普遍意义。对当代世界来说，尤其如此。 在歌德的推荐下，席勒出任耶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无薪）。这在当今功利时代之中近乎难以想象，虽说“为稻粱谋”并非那个时代的主流，但如此不介意收入状况，仍需要一种勇气。没有一种理想者的姿态，确实很难做到。正是在这样艰难坎坷的处境中，席勒坚持着自己的人生之路，并发展出自家的大学理念，不但对“德国精神”有所阐发，也是日后成为世界典范的德国古典大学观的重要组成和源泉。因为，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在耶拿时，就曾与席勒过从甚密，深受其影响；而洪堡的大学理念，也深刻影响到后来德邦的莘莘学子，包括20世纪初期留德的蔡元培。 其实，早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蔡元培就已明确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学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实际上，这一说词就是要求学子明确自己的位置，不可做“利禄之徒”。所谓“天下滔滔，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求官致富的时代潮流中，仍固执地坚持自己的原则，虽说未免近于迂腐，但也真正地显示出人之为人，原来可以有自己的价值与尊严。在我看来，“哲学之士”乃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大学之精神尺度。它不但适用于昔贤的自我激励，也同样适用于当代的大浪淘沙。当世界学术场域都几乎一无例外地以美国为标准的时候，我们有必要重温德国古典一代的精神理念，包括其现代大学理念。 滔滔天下，衮衮诸公，试问有几人敢面对席勒的追问，慨然曰：“吾乃哲学之士。” 第一流的学者，是否可以直面这样的问题？而舍却求官致富的目标，人类的普遍生存是否还可能有别样的意义？我们该当如何给生命赋予意义？ 学者之流，所求者为何？有所谓“求真”之说，或曰“真、善、美”，至后人又有所谓“求趣”之说。那么，人类之追求与学者之追索，究竟在何样的交叉点上可以共汇？或许，我们不得不再次回到德国古典时代那激动人心的岁月，费希特就给我们明确地界定了人类各群体中“学者的使命”（Einige Vorlesungen über die Bestimmung des Gelehrten），他毫不犹豫地指出“学者就是人类的教养员”[1]，他要求学者不但要能“在一切文化方面都应当比其他阶层走在前面”（der in allen Stücken der Cultur den übrigen Ständen zuvor seyn soll），而且“应当代表他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die höchste Stufe der bis auf ihn möglichen sittlichen Ausbildung in sich darstellen）[2]，学者应当树立起与普通人一样的最终目标“提高整个人类道德风尚”。所以，费希特斩钉截铁地表态说：“我的本分就是把我这个时代和后代的教化工作担当起来：从我的工作中产生出未来各代人的道路，产生出各民族的世界史。这些民族将来还会变化。我的使命就是论证真理；我的生命和我的命运都微不足道；但我的生命的影响却无限伟大。我是真理的献身者；我为它服务；我必须为它承做一切，敢说敢做，忍受痛苦。要是我为真理而受到迫害，遭到仇视，要是我为真理而死于职守，我这样做又有什么特别的呢？我所做的不是我完全应当做的吗？”[3] 看啊，这就是学者，这就是人类生活中毅然有所担当的“哲学之士”。这让我想起了中国士人的优良传统，梁漱溟曾说“吾曹不出而如苍生何”×？现今观之，虽未免有过于自矜之意，但其敢于担当的主体意识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不过，诚如费希特所意识到的那样：“学者影响着社会，而社会是基于自由概念的；社会及其每个成员都是自由的；学者只能用道德手段影响社会。学者决不会打算用强制手段、用身体暴力去迫使人们接受他的信念；对这种愚蠢行动，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屑一提；但是他也不应当把他们引入迷途。”[4]这里将学者的社会功用作出明确的学理规定，是有其值得思考的一面。这对我们传统那种将“社会情怀”和“政治介入”混为一谈的思路有提示和纠正意义。 在我看来，哲学之士，应以真理之追索为生命标的；以理想之诉求为人生航标。造就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这意味着我们应当有作为人类精神守护者的自觉意识，人类之作为人类者，最善良的品质的最大限度的发扬，并惠及四灵环境，这才是真正的哲学之士该当承当的文化使命。 哲学之士，应是这个世界最优秀的大脑，最善良的心灵，最纯美的形象（道德意义上）。他们也许也犯错误，他们也许有些迂腐可笑，但他们始终都是最为可贵的人，有最纯洁的品德，有自我的反省，有一颗婴儿般真诚的心灵。正如歌德所言，他应当是“人性之中的至人”，他应当是一个“真正的人”。他应当尽可能地在举世滔滔中坚守自己的原则，维护人类伦理的价值。在马克思那里，他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在孔子那里，他应当是真正的“贵君子而求圣贤”；在耶稣那里，他应当具有“救世主”的勇气和毅力；在佛陀那里，他应当具有“舍己救人”的担当情怀。 但这些大思想家心目中的“理想形象”，多半成为一种标杆，或理想中的“虚幻偶像”。难有真实的血肉可以触摸。而“哲学之士”则不然，他给我们以一种极为真实的活生生的人的形象。尤其是，席勒自己，通过他艰辛坎坷的生命历程，造就了一幅这样的人格理想图。 不仅是中国需要，就是在当今的整体世界学术场域里，可能都面临这样的问题。韩国学者被揭发出造假现象，造假可以理解，可是为何造假却是值得追问。美国学术毫无疑问居于当今世界学术的中心位置，这也不仅是当今中国人（尤其是留美归国居于领导地位者）一家捧之奉之的情景，同样的剧情也在世界各地上演，甚至包括美国人的昔日模范——欧洲诸国（包括德国），但它没有起到当年德国学术被天下景仰时候的那种示范意义，为什么？当然我们不否认，美国大学/学术在当代世界是处于领先地位，可美国学术有那么强的文化生产能力，为什么会让人总觉得它缺乏根基呢？我们要追问的是，事实如此，就是对的吗？ 虽然希图“和平崛起”，但就“中国威胁论”而言，排除了各种因素的干扰，即便从客观地立场来看，中国现在还远没有资格去“交接霸权”。一个真正能担负起世界责任的大国，仅仅有经济的崛起和强大是不够的，而只有在文化、精神气度上的原创性和海纳百川的胸怀， 才会使我们能更好地“面对世界”。法国人会问，“中国准备好了吗？”我想我们必须理性地回答，“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这个自觉意识，我们现在必须开始准备。这种准备，首先是在知识精英的层次。而要做好这种准备，首先就需要这些精英人物（如果他们自诩也是的话）扪心自问，我是哲学之士，还是利禄之徒？ 也许我的追问过于理想，所谓“水至清则无鱼”，谁又能敢说他毫无现实生存的需要，没有“为稻粱谋”的顾虑？但请注意，哲学之士并非生来圣贤，但他能够时时拷问自我之良心，面对自己精神世界的疲软和衰颓，始终不曾枯竭求进向上的善良意志。 其实，席勒并非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专业人士，他之所以能提出如此深刻的学术伦理命题，正可见出学术并非“空中楼阁”，而是与人之社会现实生存密切相关的一种“必要修养方式”。我们也知道，席勒终身在为稻粱而忧虑、而筹谋，与终身无虑于物质基础的歌德不同，席勒之颠沛流离、英年早殇，正是因了他始终不得不为现实的物质生存而奔忙的制约。可即便上天如此“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却仍未将其变成一个利禄之徒，而正相反，铸就了他作为最为典范的哲学之士的资格。要之，则因席勒始终保持了自家心灵的澄净，这是“哲学之士”概念的必有之义。这样说，不是陈义太高，而是设定一个伦理底线。 虽然时间已跨越过四个世纪的光阴，但昔贤的论述却日益灼射出其灿烂的光辉。当现代大学的光环随着美国的“中衰”现象而黯淡。那么，我们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传统，是否确实需要认真地反思？纸上苍生，也未必不重于千钧啊！ 大学的哲学系，其实最应培养哲学之士，但察其事实，亦未必然。其实，一所大学，也未必全都是哲学之士，但哲学种子，却是必须应当播栽下去的。当功利的喧嚣，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时，我们究竟该当如何选择，自己前行的足迹？或者，我们可以说，哲学之士诞生于现代大学是一途；另一途又何方招徕哲学之士进入现代大学，使得现代大学，真地不负大学之誉。 现代大学，如何能够成就自身的现时代辉煌呢？那么，何妨就让我们以这一最简单的标志来略作衡量，你的先生中有这样的哲学之士吗？无论教授头顶有怎样的耀眼光环，是院士还是诺奖得主，他敢自信地说一句我是哲学之士吗？ 我们危机重重，我们殚精忧思，我们还能否寻得“心灵的澄净”，如海德格尔所言，“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可仍逃不掉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担起自己的职责？在这个时代里，还能否存在“哲学之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