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关于文化对话问题 英国学者以赛亚•伯林对屠格涅夫做过这样的评价：“就气质而言，屠格涅夫与政治无关”，“但是，他的小说多数都与俄国的社会矛盾深深联系在一起，……深切地关注俄国的社会问题。” 伯林的观点与屠格涅夫本人在1863年4月27日致兰贝特夫人信中对自己的分析不谋而合，屠格涅夫写道：“您说我不是政治家，并断定政府用不着对我戒备防范。您说得很对。我的信念从青年时代起就没有改变过，可是我过去从来不曾，将来也不会从事政治活动，因为这种事对我来说是格格不入、不感兴趣的。因此我对政治的关注完全是出于作家的使命，即必须是出于对描绘现代生活景象这一点。” 在屠格涅夫的天性和他的创作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悖论，即作为“一位大诗人，并且首先是一位诗人” 的屠格涅夫与他那些积极入世的社会小说之间的悖论。在我们看来，这样的悖论并不成立，因为不论是在屠格涅夫创作的涉及俄国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中，还是在他的书信和一般文章中，甚至在他同赫尔岑关于俄罗斯与西方问题的激烈论战中，他思考最多的始终是俄国社会生活中的文化问题，而非意识形态问题。真正完全从政治角度创作的作品，在屠格涅夫那里几乎是没有的，这不仅是由作家本人的气质所决定，他所处的环境和观察世界的角度也都决定了这一点。 屠格涅夫一生交友甚广，总体说来，不论在俄国国内还是国外，与他有交往的朋友或“敌人”基本上都是文化圈内的人士。在俄国同胞中，屠格涅夫主要的交往对象大都是俄国文化界、思想界的重量级人物，如别林斯基、赫尔岑、巴枯宁、冈察罗夫、涅克拉索夫、费特、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皮萨列夫等，屠格涅夫与他们在思想上的契合与交锋，都主要集中在俄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俄国与西方的关系等问题上，主要是从文化而非政治的角度来思考这些问题。在西方人士中，屠格涅夫同英、法、德等国的文学家、艺术家广泛接触，与作家梅里美、乔治•桑、雨果、福楼拜、龚古尔、左拉、都德、莫泊桑、亨利•詹姆斯，音乐家舒曼、勃拉姆斯、李斯特等都有过交往，同他们在一起，思考和探讨的主要是文学、艺术领域的问题。就创作而言，在《猎人笔记》之后，屠格涅夫的现实主义作品主要以俄国不同时代少数有教养的文化阶层人士为主人公，以他们的思想发展为着重考查和描写的对象。所有这些，都对他的创作视角的选择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 俄国的社会进步是屠格涅夫最关注的核心问题，他的文学作品的种种主题也都围绕这一思想内核展开。而在政治和文化二者对社会进步的影响力方面，屠格涅夫更看重的显然是文化。在被视为屠格涅夫美学纲领的作品《够了》中，作家就表达了这样的立场，他写道：“但是艺术？……美？……是的，这是一些响亮而有力的字眼儿，也许是比我上面提及的几个名词 更为响亮有力的词。米洛斯的维纳斯也许比罗马法典或者八九年的原则更为实际。” 屠格涅夫认为，较之于政治法则和公民原则，包含有艺术和美等因素在内的文化对于改变整个社会的人的精神面貌、并进而推动社会发展具有更深远和稳定的作用；对于人类和世界的发展进步而言，从长远看，文化的赐予远比政治家的赐予要来得多，因为文化中包含着政治不可能具有的永恒不朽的因素，所以，作为艺术家，屠格涅夫的选择是，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来考察和反映社会进步状况。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是依据屠格涅夫的文学作品中相关内容提炼得出的一个范围宽广的概念，包括艺术、科学、历史以及不同民族的性格、思维及生活方式等等。 西方文化对俄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屠格涅夫创作中俄罗斯与西方民族文化对话的主要形式，这种对话贯穿于作家的几乎所有现实主义作品，可见作家对民族文化对话问题的重视程度。 屠格涅夫赋予民族文化以极其重要的意义。他认为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思想和灵魂的外在表现形式，显示着国家与民族的精神力量和特点，是能够恒久存在的因素。他指出：“艺术得到充分的表现后，甚至与科学相比在更大程度上成为全人类的财富，这正是因为它是有声的、有人性的、有思想的灵魂，是永生不死的灵魂，它比自己的肉体、自己的人民存在得更久。……宗教的形式，接着则是科学的形式，它们也要比它们在其中得到表现的人民存在得更久，但这是由于它们之中有共同的、永恒的东西；而诗歌、艺术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他们之中有属于每个人的、活的东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