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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戈理的矛盾和“毁灭”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国外国文学网 侯丹 参加讨论

    果戈理是俄国文学史上最不被理解的作家之一,罗赞诺夫曾经这样评价果戈理,“在我们的文学中再也没有比果戈理更难以理解的人物了,无论您向那口井里看得多么深,您也永远看不到底;甚至会越看越找不到方向,头尾都分不清,出口和入口都找不到了,您迷路了,痛苦不堪,又折返回来,甚至对看见的东西都不能给出一个比较清晰的描述。” 果戈理反复阐释的艺术世界、特立独行的人生道路、以及神秘离奇的死亡长久以来引起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最终将果戈理拖进坟墓的究竟是什么?才华的丧失、信仰的狂热、还是致命的疾病?一些传记作家和文艺学家纷纷对果戈理最后的人生路程所经历的一切做出自己的讲述,我们尝试着跃出只以果戈理晚期的精神分析和病理分析为依据的研究框架,转向他异彩纷呈的艺术世界和他独特的精神气质,从这里出发,也许能够找到更接近于事实的真相。
    一
    作为一个作家,果戈理的思想首先就反映在他的创作当中,在他的艺术世界里我们可以透过重重迷雾隐约看到果戈理精神世界的本质。果戈理是个矛盾而复杂的个体,他的作品也常常表现出语言和格调的双重性。在早期的创作当中,语言的双重性表现得较为明显,而调性的双重性尚处于萌芽状态。果戈理的首部长诗《汉斯•古谢加顿》虽然还不成熟,但是仍然可以从这部处女作中看出果戈理的才华特点。粗俗的日常口语和庄严的斯拉夫书面语并行于长诗之中,年轻的果戈理没能将两种风格的语言和谐地拼接在一起,使作品失去了整体上的一致性。虽然如此,这部作品中显露出来的语言风格的双重性仍然是果戈理后来作品的主要特点,这一特点始终伴随着果戈理的创作。
    在随后让果戈理一举成名的《狄康卡近乡夜话》当中可以看到果戈理对这两种语言风格进行了个性化的艺术变形。果戈理用高超的艺术技巧将乌克兰口语、地方俚语融入其中,通过鲁得•潘柯、教堂执事等带有滑稽色彩的人物将这些日常语言和乌克兰的喜剧传统结合在一起。带有民间特色的笑话式的情节和日常闲聊式语言是这种风格的主要内容,也是形成作品滑稽幽默色调的基础。在这部作品中,调性的双重性已经有了隐约的显现,另一种调性的东西暗暗渗入进来,欢乐开始受到威胁,忧郁的音符穿插进欢快的舞蹈当中,改变了整体的氛围。例如,《索罗庆采集市》的主要内容就是一场欢乐的闹剧,但是在结尾处却出现了不相调和的景象,忧郁的老太婆形象也混杂在跳舞的人群当中,“倘若再望一望那些老太婆,心底不能不涌起更奇特更难以捉摸的感受。她们苍老的脸上已是一派墓地的冷漠,这时挤在欢笑的生龙活虎的新人中间,显得多么天真,虽然已无孩童的喜悦,已无丝毫的同感。” 她们并不欢乐,而且相反,她们是忧伤、阴郁的,“已无孩童的喜悦,已无丝毫的同感”,她们的心灵和她们的舞蹈形成强烈的反差和对比。在《五月之夜》中也有忧伤的音符混入进来:“此时此刻,劳累一天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吵吵嚷嚷地聚到一起,在晚晴的光亮里,把欢快化入歌声,而歌声又永远暗含着苦闷。” 一涉及到这种悲情的内容,就有另一种与欢乐背道而驰的因素混入进来,使作品的整体风格发生动摇。《伊万•库尔巴节前夜》、《失落的国书》、《魔地》等《夜话》中的作品都是在欢快滑稽的背景之上混入了出人意料的忧伤,这些抒情性话语提醒读者,世上的事常常都是“欢乐转瞬化为悲伤。”
    感伤忧郁的内容在《夜话》中一闪而过,只在人们的心里划过一道转瞬即逝的痕迹。整体来说,欢快幽默仍是《夜话》主要特点,因此普希金在读过《夜话》之后才写道:“它使我感到惊喜。这才是真正的快活呢,真挚,自然,没有矫饰,没有拘束。” 果戈理的传记作者佐洛图斯基以果戈理中学时期写给家人的信件内容为依据,曾对果戈理的才华禀赋特点做出这样的评价:“乐得忘乎所以,驱散痛苦,跟随便什么人开开心——这就是他的初衷。” 这也正是《夜话》发表时果戈理的精神状态。那时的果戈理刚刚二十出头,年轻人的欢乐往往多于苦恼。年轻的果戈理尽管生活拮据,官职低微,但是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憧憬着一个美妙的将来,他陶醉于生活的欢乐之中,陶醉于一举成名的幻想之中,他的笑是真心的。果戈理的早期作品给人留下的是轻松欢快的印象,偶尔流露的忧伤被欢乐的日常生活描写和轻松的俏皮话所遮掩,只能发出遥远的、转瞬即逝的低语。
    《夜话》之后,果戈理的《密尔格拉德》和《彼得堡故事》相继问世。另一种调性的内容开始越来越明显地流露出来,在《两个伊凡吵架的故事》中,果戈理在结尾处发出的叹息已经不再是从人心灵的边缘轻轻滑过,而是像根刺一样深深地扎了进去,伤痕永远留在那里。到了《死魂灵》,感伤激情的成分进一步增加,大段的抒情语言独立地出现于作品当中,形成与日常生活描写平行的另一种调性的内容,悲情感伤的话语不再作为与欢乐气氛不协调的异类因素而出现,而是成为形成作品复杂的文体风格和矛盾的诗学模式的重要方面,而且在《死魂灵》中,作者的感伤激情已经不再局限于个人的审美评价,而是显露出道德说教的倾向。继《死魂灵》之后问世的《外套》,整个作品都呈现出感伤主义的风格特点,虽然仍然有欢乐幽默的画面交相出现,但是作品的整体风格已经发生了改变。感伤激情和道德说教倾向最终发展的结果就是《与友人书简选》的出版问世。维诺格拉多夫认为,向感伤主义的倾斜最终导致了果戈理的毁灭,因为这不符合他的才华特点,也违背了他一手建立起来的“自然主义”诗学,“当他成为感伤主义的俘虏的时候,作为艺术创新者的果戈理就已经死了。”
    维诺格拉多夫认为是《钦差大臣》的不被承认导致果戈理彻底转向了感伤主义和道德说教,这部剧毫无疑问是果戈理幽默讽刺性才华的高峰之作,而对作品铺天盖地的指责让果戈理对自己的才华感到失望,他希望能够从浪漫感伤的传统中为自己的才华补充一些新的东西,所以才毫不犹豫地投入了感伤激情的怀抱。维诺格拉多夫从果戈理作品的演变中看到了感伤主义倾向逐渐加强的发展过程,但是却没有指出导致这种倾向出现的深层原因。涅克拉索夫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可能更为全面,在1855年8月12日写给屠格涅夫信中,他写道:“他不写更能招人喜欢的东西,甚至也不写他的才华更容易对付的东西,却努力去写在他看来对祖国最有益的东西。他就在这样的奋斗中牺牲了,可以说,他在许多方面强制了自己的才华。” 俄国文艺学家西尼亚夫斯基也说出了相似的看法,他写道,“‘创建奇勋伟业’——果戈理以这句华丽的辞藻确定了其一生事业的基调。……” 果戈理压制自己才华的特点,不断地转向感伤激情的道路并不是要挑战不同的文体风格,而是为了实现他更为崇高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为国家服务,要有益于祖国。 “在梦中或是醒着,我都向往彼得堡,与之连在一起的是为国家服务的念头。” 可以说,在果戈理的思想当中为国服务的念头从未停止过,当他作为一名作家成名之后,这个念头就变得更为强烈起来。
    纳博科夫指出,“一个作家开始对‘什么是艺术’、‘艺术家的责任是什么’之类的问题感兴趣时,他就失败了。” 果戈理将艺术看成是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把自己的作家生涯看作是为国家服务的手段,“为誓言而与自我进行永久决裂和争执” , 他的“毁灭”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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