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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晚期的果戈理不仅改变了创作风格，而且开始对自己先前的作品加以批判。在1846年创作《钦差大臣的结局》时，他就对这部喜剧进行了新的解释，他指出，他所描写的并不是俄国的社会现实，而是表现人内在的欲望。在《死魂灵》第一卷第二版的序言中，他也否认了这部作品的真实性。在《与友人书简选》中，他对一些曾经批评过他的人表示了和解：“在布尔加林，森科夫斯基和波列伏依的评论里，有许多合理的东西……” 这些人都曾经是果戈理的反对者。波列伏依曾这样批评《死魂灵》：“如果你们尚未读过果戈理先生作品的话，那就请想象一下吧，这部作品充满了这么肮脏的细节，以致在读《死农奴》的时候，有时会令人不由自主地把它丢开。” 而果戈理开始认同他们对自己的评价，他不断向“崇高”飞升的心灵在艺术上似乎也开始倾向于更为崇高的落脚点。他的自我批评使这些反对过他的人感到格外的高兴，布尔加林写道：“他的近作《与友人书简选》是《狄康卡近乡夜话》以来最好的作品，它使得读者对作者怀有爱戴和尊敬之情......” 但是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支持他的批评界却感到非常失望。赫尔岑在《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一文中写道：“他开始保护起他以前破坏的东西来了，为农奴制辩护起来了，结果便扑倒在‘仁慈和博爱’的代表的脚下了。” 别林斯基针对果戈理对自己作品的评价，针锋相对地写道：“我们赞扬果戈理的作品时并没有去问他对自己的作品是如何看的，而是根据它给人的印象来评论的……现在我们也不会去问他现在他命令我们如何去看待他以前的作品和这部《与友人书简选录》……如果社会承认他的作品的优点，他不承认，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事实；这事实的真实性，即使他本人也是推翻不了的……” 现在，曾经的支持者变成了新的反对者，曾经的敌人却为果戈理叫好助威。批评界风向的逆转是果戈理本人创作风格的变化所导致的外在结果，他自己虽然做好了从一个作家到一个说教者的角色转变之准备，但是公众并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所以不约而同地向作者发出这样的疑问：“我为什么要丢下那种我已确立的、几乎是轻车熟路的事业和生涯，而去干另外一种我所陌生的事情呢？” 果戈理自己的解释仍然是强调自己的“服务”使命，“经过多年的劳动、试验和思考之后，我在向前走的时候，看来回到了我早在童年时代就思考过的问题：人的使命是服务，并且我们的整个人生是一种服务。” 《书简选》是果戈理经历了丰富的人生之后又重新投入童年时代的理想怀抱的作品，而且与童年时代相比，“服务”的理想有了新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内容，“不应忘记，在地上的国家里谋得一个职位是为了在这个职位上对天上的君主服务……” 在此，果戈理的人生理想与宗教理想结合在了一起。 但是，正像别林斯基所指出的那样，“被造物主创造成艺术家的人是可悲的”，他虽然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但是公众却难以认同他的选择，在别人眼中选择另外一条路就是对自己、对过去的背叛，“一个人如果不满意自己的道路，而往别的道路上挤的话，是可悲的！在这新的道路上等待他的必然是摔跟头，摔了跟头之后并非总能回到原先的道路上……” 在别林斯基眼中，作为艺术家的果戈理已经“毁灭”了。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弄明白，果戈理究竟是不想像过去一样写作，还是已经失去了创作才能。当然，果戈理的创作并不连贯，而是经常出现停滞不前的状况。早在1838年他在从罗马写给达尼洛夫斯基的信中就写道：“我的灵感枯竭了，头脑经常像塞满了厚重的乌云，我要不停地努力驱散它们……”在三十年代果戈理的停滞期是短暂的，休整过后仍然有新的作品问世。但是到了四十年代果戈理的写作才能明显地下降了。米尔斯基指出，《死魂灵》“是果戈理文学事业之巅峰，实际上亦为其文学创作事业之终结。后来的发展出人意料，令人失望，至今仍构成俄国思想史中最奇特、最纠结的事件之一。” 从1842年开始直到他生命的结束，果戈理几乎都在写《死魂灵》第二卷，但是进展却十分缓慢。西尼亚夫斯基认为，果戈理创作力的衰退在《死魂灵》中已经初露端倪，在艰难地完成了第一卷的写作之后，果戈理已经无力进行第二卷的写作。“自1842年《死魂灵》第一卷问世起的下一个十年，果戈理虽生犹死，仿佛陷入自我矛盾中似的，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向衰落。” 果戈理自己的书信也证明了批评家的论断，在1845春天写给斯米尔诺娃的信中他流露出了对才华消失的忧虑：“上帝长久地夺走了我的写作才能。我折磨自己，强迫自己写作，在发现自己没有能力创作时我感到十分痛苦，但却无可奈何，写出来的东西很不自然，而且很愚蠢。”在《作者自白》中，果戈理再次表达同样的思想：“有几次，因别人指责我无所事事，我才提起了笔。我曾想强迫自己写出某种哪怕像是小中篇的作品或某种文学作品——可却写不出任何东西来。” 果戈理以青春的逝去和疾病为借口为自己辩解。他说，“我不能重复我在自己青年时代里曾经说过或写过的东西，难道我的过错就在于这一点吗？就好像人在一生中有两个青春似的！如果每个人从一个年龄向另一个年龄过渡时期都要经历这些必不可少的变化，那为什么唯独作家应是例外呢？” 他说，“我的努力几乎总是以生病、痛苦和疾病发作而告终，由于疾病发作我需要把所有工作久久地束之高阁。” 果戈理认为青年人的欢乐终将被老年的沉重忧伤所取代，这也是每个人的人生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作家停滞不前的理由。至于疾病，他更不能以这个借口为自己整整十年的创作力衰竭进行开脱，因为虽然他一直受到一些疾病的困扰，但是直到他去世的前一个月他的身上都没有任何致命的疾病，那些偶尔发作的胃肠病并不足以终止他的创作活动。而且，当他寄居在托尔斯泰伯爵家中的时候，仍然从早到晚的工作，除了用餐和散步，其余的时间都用来写作，但是一天却写不了几行字，而且就连这几行字也无法令作者满意。他已经写不出新的杰作。 果戈理在投身于拯救心灵的事业之后已经丧了用夸张的手法和漫无边际的想象创造世界的本领，在写作《死魂灵》第二卷时“他不再是果戈理，他开始用普通而乏味的手法进行创作，‘像大家一样’，‘按规矩办事’，甚至更糟。他没什么可写——他在内心里已经死亡。” “这时的果戈理已失去天赋的确切引领，在竭尽全力地探索新手法。” 1849年果戈理给自己的朋友们朗读了《死魂灵》第二部的前两章，萨马林和霍米雅科夫出席了这次朗诵会，事后，萨马林写道：“朗读完毕，他就向我们抛出这么一个问题：‘请凭良心仅仅说出一点，——是不是比第一部要差些？’我们俩交换了一个眼色，不论是他，还是我，均没有足够的勇气而将我俩所想的所感受到的对他说出来。我深深地确信，果戈理正是死于这一原因：他自个儿在心里意识到，他这第二卷的水平比其第一卷要低多少……” 到了生命的最后几年，果戈理经常抱怨创作才能的枯竭：“果戈理一生的最后三年——是他与自己斗争，与肉体的‘衰老’斗争的三年，是他与自己难以挑起、由他强加于自身的重担、与那种无能为力的状况进行斗争的三年。” 果戈理是将创作视为生命的艺术家，“停止写作对于我就完全等于停止生命。” 当他失去了创作才能，可以说作为艺术家的果戈理已经死去了。1845年以后，除了《与友人书简选》他没有任何作品问世，而即便是《书简选》也不全是他的新作，而是收入了很多他从前写过的书信。至于那个从未有人见过的《死魂灵》第二部的手稿，它是否真的已经完成至今仍是一个谜。即便果戈理完成了《死魂灵》第二部，从它和《汉斯•古谢加顿》相同的命运来判断，这是一部无法令作者本人满意的作品。果戈理的第一部和最后一部作品都在炉火中永远地消失了，这是个悲剧性的循环，而作家本人的生命也在燃烧中走到了尽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