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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果戈理虽然顶着喜剧作家的头衔步入文坛，但他却从来都 “不是一位简单的好逗乐子的人，而是一位忧郁、高尚的幽默家，嘴角挂着微笑、眼中含着热泪，心中充满叹息。” 在他的创作中“愉快的笑常常变成思虑和忧伤。” 正像舍维廖夫所评论的那样，“在他的小说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两个人：一个是艺术家，他以洞察秋毫的奇特的想象吸引着我们，以接连不断的笑使人开心，透过笑他俯视着世间的一切卑下的现象；另一个是人，他在悲痛地哭泣，当艺术家大笑的时候，他心中却是另一番感受。” 即使是他喜剧性才华的巅峰之作《钦差大臣》流露出的感情也不是无忧无虑的欢乐情绪，“那些以为这部喜剧仅仅是引人发笑的人错了。是的，它表面上是滑稽可笑的；可它的骨子里却隐藏着痛苦。” 在他的笔下既能够出现轻松欢乐的《夜话》，也能产生悲壮宏伟的史诗《塔拉斯•布尔巴》。从低级庸俗的事物出发不断地向着理想升华，讽刺辛辣的语言表达的是心中汹涌着的爱，可笑的描写掩盖的是眼中痛苦的泪，这种双重性正是果戈理才华的本质特点。 果戈理复杂的艺术风格与乌克兰的民间傀儡戏和自身矛盾的性格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果戈理的诞生之地，集市上常常有人表演傀儡戏，每次有这样的表演果戈理从不会错过。傀儡戏本身就具有对立矛盾的艺术特点：“和没精打采的神态结合在一起的是骤发的激情与战斗中不顾一切地砍杀的本领；和惜别情歌缠绵的忧伤结合在一起的是跳戈帕克舞时的呼叫、口哨，舞圈里的蹦跳和下流的小调。” 自小对这种艺术形式耳濡目染的果戈理自觉地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中借鉴了这种悲喜结合的诗学特点，而且这种诗学特点和他本人的精神气质也完全契合。当他把傀儡戏的因素借鉴到自己的作品中时，已经对其进行了彻底的改头换面，欢乐的舞蹈和忧伤的情歌在果戈理笔下以更为复杂和隐蔽的形式勾连在一起，并且具有了更为深刻的思想内涵。如果说在傀儡戏中，欢乐与忧伤只是在表面上衔接在一起，那么在果戈理的作品中，两者已经混合为一种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暗示，即在这个荒谬的世界上，欢乐转瞬就会变成悲伤。 果戈理在《作者自白》中曾这样谈及自己的矛盾性格，他说自己是个天生“性格忧郁”的人，但是忧郁的性格却同喜剧性的幽默结合在了一起：“虽说我天生性格忧郁，可我经常开玩笑，并且甚至用自己的玩笑让别人讨厌……” 他在涅仁高级中学读书时一向都“不大合群，独立不羁”，但是却“喜欢装出滑稽的样子摹仿（或者象学生所说的‘复制’）老师和同学，而且装得十分象。” 他具有敏锐地发现他人特点的能力，能够毫不费力地发现一个人身上的可笑之处，并且用最恰当的语言加以表达，这个特点在他的艺术创作中表现得十分鲜明。果戈理的性格养成与其成长的家庭环境有莫大的关系。果戈理的父亲是个民间喜剧作者，写过几部喜剧作品在农奴剧院里上演，果戈理的艺术才华显然有来自父亲的良好影响。果戈理的家境并不富裕，他自小就觉得自己与达官显贵家的孩子不同，而他难看的穿着在上学之初常常受到同学们的嘲笑，处境就像《外套》中的巴施马奇金一样可怜，这让他留下了数不清的眼泪。是他的喜剧才华挽救了他，当同学们发现他十分善于嘲讽的特点之后，便不敢再随便地去招惹他。但是，他心中所尝到的苦涩并没有被遗忘，而是在他后来作品中所写的那些小人物身上一一得到再现。巴施马奇金那句悲愤的责问，即“你们为什么要欺负我啊？”，或许也是年少的、忧郁的果戈理从心里发出的呐喊。他作品中的感伤主义描写不仅出于对人物的同情和怜悯，其中也包含着深刻的自身体会，正是幼年和少年时代的卑微处境让果戈理始终保持着对下层人民的人道主义情感，这种情感不断地增强，在作品中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感伤主义倾向。 喜剧幽默的天赋才华和忧伤敏感的性格在果戈理身上和作品中始终处于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当中，果戈理不是这场战争的主宰者，而只是被动的参与者。在《夜话》中幽默滑稽的倾向带着桂冠从战斗中走出来，而那时的果戈理的确是轻松欢快的，青年的欢乐尚没有被迟暮的悲哀所取代；在《旧式地主》、《两个伊凡吵架的故事》、《涅瓦大街》等作品里，两者处于此消彼长、难分伯仲的僵局之中。果戈理的语言仍是幽默滑稽的，但是在每个句子的背后似乎都流露出作者内心的忧伤。终于，这种僵持的局面被打破，发狂的波普里钦是果戈理的两种精神气质的斗争所催生出来的人物形象，借他的口果戈理向这个世界发出了呐喊：“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被将军和侍从官占据了？” 在残酷而严厉的生活面前，果戈理的忧伤越来越多地流露出来，《外套》的问世是忧郁的果戈理对于欢乐的果戈理的一次反扑，但是，并没有夺取胜利的权杖。直到果戈理的忧伤天性与他早已有之的为国服务的思想结合在了一起，他终于摘掉了自己滑稽可笑的面具，成了一位悲天悯人的布道者，这种倾向在《死魂灵》中部分地流露出来，而在《与友人书简选》中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果戈理拒绝了作家的称号，开始了自己拯救心灵的事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