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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江山不幸诗家幸，人穷工诗诗工穷，在金泽荣诗学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偃蹇坎坷的科举仕途与家国沦丧的切肤之痛也无疑深深刺痛了诗人敏感的神经，并为其诗文创作提供了喷薄欲出的创作冲动。 虽然金泽荣满腹经纶、胸怀鸿鹄之志，但科举之途却如蜀道之难，屡试不售。五次科举失利的打击，使得金泽荣清醒的认识到科举制度的黑暗。1884年第四次参加汉城府成均试后，他即写下长诗《西家有女子》，诗中把自己喻为才德兼备，无人推荐而容颜老去的女子，诗云：“西家有女子，月魄花为姿。一顾尹姬泣，再顾阳城靡。既能工刺绣，亦复解书诗。徒坐寒门户，良媒不相知。荏苒岁月改，朱颜过盛时。……转身返空房，耿耿心独悲。”该诗和唐代秦韬玉的《贫女》主题一致，都寄寓着作者的不平和感慨：“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如果说《西家有女子》是婉而多讽的话，痛定思痛后的金泽荣则毫不留情面的直指科举制度的弊端，如：“隋唐进士科，本系淫昏政。吾韩弊尤甚，只问崔卢姓”(《王原初》)，也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无奈、愤懑之情：“可笑主司无计策，尽抛奇货向空山”(《同壶山梅泉游北汉山城》)。 1891年，时年42岁的金泽荣时来运转，高中进士。但朝中权贵颟顸无能，金泽荣有志不得伸，只能无奈自嘲：“不思将相不思仙，傲兀文章四十年”(《六月十五日应成均进士榜作二首》之一)。久试不第、无路请缨的人生困厄恰恰成全了金泽荣在诗坛上的春风得意，也促使他走向了“愧无身手关时运，只有文章报国恩”(《寄黄梅泉》)的创作之路。 他的笔似匕首，如投枪，酣畅淋漓的抒发出对政治黑暗的不满，对外来入侵者的控诉；他的笔似洪钟，如大吕，大音镗鞑的唤醒民众。如“游女不知兴废事，隔花惟唱郑郎诗”(《平壤》)，痛惜广大民众的麻痹无知。对“昨夜蛤蟆海上来，腾腾杀气近瑶台”(《六月十五日夜月极明，有人在溪东吹笛极工》)，对日本人卑鄙的侵略行径鄙夷不屑。对于洪水猛兽般的侵略恶行，金泽荣的理想是金戈铁马、建功立业：“何当乘此雪，万马驰狼居。金戈喋胡血，笑入麒麟阁”(《夜雪赴李杞人康夏招用车字共赋》)，但他的报效之志无人理解：“唱彻离骚谁解听，龙吟雁噭满江愁”(《舟发礼成江至幸州》)。 1905年11月17日，日本强迫韩国签订《乙巳条约》，宣告了韩国独立的终结，韩国至此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半夜狂风海上来，玄冬霹雳汉城摧”，远在南通的金泽荣痛不欲生：“炉底死灰心共冷，天涯芳草首难回”(《追感本国十月之事》)。他渴望涌现出李舜臣、曹顶这样的抗倭英雄，施展出“奇韬妙略妙神鬼”的策略，以“杀倭满海波涛红”(《曹公亭歌》)。直至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后，金泽荣欣喜若狂：“平安壮士双目张，快杀邦仇似杀羊。未死得闻消息好，狂歌乱舞菊花傍。”(《闻义兵将安重根报国仇事》)金沧江眷怀故国，不胜黍离之悲的爱国情操，得到了中国士人的高度赞扬，严复说他“湿灰悲故国，泛梗薄余生”(25)；沈同芳认为金氏“空有国魂招屈宋，尚余文席夺欧曾”(26)。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生理想一直是儒家士人为之奋斗终生的终极目标，也是历代文人诗文创作渊源之所在。身受儒家济世情怀的影响，金泽荣始终心忧天下。科举的接连失利让金泽荣看清了韩国党争激烈、压制庶族政策的弊端，促使其诗学理念更多的关注民生疾苦。甲午以降，陵谷变迁，金泽荣诗学理念更多的融入了“南冠”之悲痛，“黍离”之凄苦。身为一介儒生，金泽荣没有“横刀立马生长风”(《曹公亭歌》)的勇武，只能殊途同归，走上“雕虫强欲算英雄”(《上鱼一斋判书允中》)的以文报国之路。金氏后期诗作熔铸了对故国的眷恋与怀念之隋，在前期的哀时感乱中又加入一层故国之思，风格更为哀婉凄恻。如王性淳《题沧江先生甲午诗稿后》所云：“逮夫中经丧乱，式微陟岵之思，琐尾流离之感，触目兴喟情不自胜，于是诗一变而哀怨幽杳，如羁人寡妇含涕太息，而旁观侧听者亦将为之涔然。”(2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