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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金泽荣的诗学视野中，没有界唐分宋、强为优劣的偏狭之见，更多的体现出古典诗学“别裁伪体亲风雅”的集大成特点。“金泽荣对先秦的《诗经》、《史记》及贾谊散文的肯定，对唐代韩愈、宋代苏轼、明代唐宋派代表人物归有光、清代神韵说代表王士祯、桐城派后期代表人物曾国藩的肯定已足以说明金泽荣在古文上是既宗秦汉、又宗唐宋的。”⑧在群星璀璨的诗人图谱中，李、杜、韩、苏、王是金泽荣极为推崇、屡屡标举的诗家楷模，也是其借鉴取法的诗学渊薮之所在。 作为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金泽荣，其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历代文学作品的影响。“先秦的《诗经》，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李白、杜甫、苏轼等人的诗，韩愈、柳宗元、归有光等人的散文，都曾给予金沧江的文学和史学创作以思想的滋养和艺术的启迪。”⑨如其《自制墓志铭》中曾明确表示：“于文好太史公、韩昌黎、苏东坡、下至归震川，于诗好李白、杜甫、昌黎、东坡、下至王士禛，以自沾沾为喜。”同时代人李箕绍所写的挽词也指出了中国古典文学对金沧江诗歌创作的浸润与影响：“崧岳钟灵产哲贤，文章命世岂徒然。渔洋遗韵《濩堂集》，司马逸才《韩史编》。”(《沧江先生实纪》附挽词类)⑩ 在金泽荣手摹心追的诗坛前贤中，最为金氏所推崇的非归有光莫属。如金氏记载：“既归，得归有光文，读之忽有所感，胸膈之间犹若騞然开解。自是以往，向之所梦梦者，始渐可以有知向之所戛戛者，始渐可以畅注此，余之所以自快也。……然徐而思之，归氏之文岂能独感余哉。特余之所感触者，偶在于是，而其所以感触之妙，又在于思之笃。盖思而后感，感而后通，通而后快，此其序之不可易者，君不能以独异于我也。”(《杨谷孙文卷序》) 归有光之文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表，这让金泽荣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新感受，创作之门似乎也豁然开朗。至此，归有光成了金泽荣的文学创作道路上的榜样与楷模，乃至被朋友戏言为“震川之子”仍是欣然纳之，钦慕之情由此可见一斑。如《杂言》记载：“余交游之中，能知余生平本末及与共文字甘苦之境者，惟宁斋为然。……又尝笑谓曰，子可谓震川之子。此庄周所谓莫逆也。莫逆者相知十分之谓，若不然而止知九分八分，必有一二分相逆。” 在对诗坛前贤转益多师的基础上，金泽荣能够汇通各家之所长，兼收并蓄，形成自己的艺术特色。严复与金泽荣倾盖如故，极为推赏金泽荣的才华：“萍水论交地，艰难得此才。异同空李杜，词赋近邹枚。”(11)这里难免会掺杂一些文人之间惺惺相惜的溢美之情，但也足以想见金泽荣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成就。 二 自叔孙豹揭橥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理想以来，“三不朽”也成了儒家士人为之奋斗终生的终极理想。作为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笃守孔孟之道的金泽荣，在进取途中也不可避免的流露出积极贯彻“立德、立功、立言”这一人生理念的热忱。但科举仕途的偃蹇不顺致使金泽荣把自己的目标定在了“只有文章报国恩”的创作之途。“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身逢国家发生了天崩地解的巨变，金泽荣作为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只好远离故土，避祸中州。 儒家正统思想是维系金泽荣一生诗文创作的精神支柱，也是金氏家族一以贯之的庭训家风。李氏王朝建立之初，开城贤俊或隐居、或自杀，誓死不与新朝合作以保忠贞之躯，金泽荣的先祖金勋亦如此。金勋在高丽时官拜太子詹事，在高丽王朝灭亡后，他自称高丽遗民，隐居不仕。金勋的儿子金自新亦洗身会盟不仕李氏王朝，先祖的这种崇尚节义的家风，对金泽荣前期的生活与创作影响很深，韩国吴允熙称金泽荣具有强烈的“高丽遗民意识”(12)。他多次游历高丽王朝的遗迹，慨叹历史兴亡，创作了许多咏史抒怀的诗歌，如《华藏寺》《古宫夕照》《临津石壁歌》《过七凤山桧岩寺墟》《东杜门洞歌》，又大量搜集高丽时期贤良俊杰的资料，创作《高丽忠臣逸事传》与《崧阳耆旧传》，表达对他们的崇敬与悼念。 儒家正统文学观念认为：“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金泽荣也主张要写出好的文章，务必先做一个充满浩然之气的正人君子，如他认为：“夫英雄与文章皆天地之元气也。故人苟能为英雄于众人之中，而拨乱世反之正，则其气禀之清明如日如月，其于诗若文不学而自然能之。”(《翰墨林诗卷序》) 除却儒家文化的浸润之外，金氏家族重视文化的优秀传统也是金泽荣取得诗学成就的先决条件。随着李氏王朝的稳定与时间的推移，金氏家族逐渐步入读书科考仕途的道路。其父亲金益福以有才未学为深恨，所以金泽荣的读书科考得到其父亲的全力支持“凡购书籍，接师友之类，无所不用其极，而家人生产一切不使之经心”(《先考分监役衔府君墓表》)。在家人的敦促下，金泽荣未及加冠便有名于乡里。其才学很早就得到他人的认可，如好友朴天游评价：“君于为文胆似天，行矣河汉浮轻舸。”(13)李建昌说：“新诗初见更谁同，四海文心赖至公。”(1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