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在场性与反思性 如果可以用阿伦特评价本雅明所言的“海底骊珠”来描述理论建构对于范畴阐释的重视，那么，珠子所在的海底必将是任何探寻所不敢轻视之地。回到当下围绕场外理论与场外征用问题的讨论，可以发现当代文学理论对于文学研究的理解存在某种“文化研究主义”现象，这某种程度上构成恐惧或青睐场外理论的根源。所谓文化研究主义，意指在文化研究兴起这一大背景下，文学理论对于文学研究的态度或立场：一方面，意欲坚守文学研究某种纯正的审美趣味，却又往往面临深陷文学文本符码之中而无以抽身；另一方面又力图借助文化研究的解神秘化方式切入文学文本的权力层面，却又常常陷入“阅读的非逻辑”[17]之中。恐惧场外理论的文化研究主义往往诉诸对于文学场边界坚固性的强调，而青睐场外理论的文化研究主义则坚持文学场边界迁移性的理解。文学理论中文化研究主义现象的实质可以归结为上文所及的美学—历史问题，这里将其缩小为文学理论对文学研究中文学的在场性的认识问题。 事实上，场外理论与场外理论的文学化命题，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前提性地暗示出关于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认识，即文学研究是一种在场的经验，同时也具有场外的反思。问题的根本在于在当下文学研究中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任何未经反思而运行的范畴，已隐藏了某种观念或理论的暴力性、强制性；而脱离经验而独行的反思，也将在文学场的历史性与生成性背后不愿抛弃某种先在性。就此而言，文学场可以毋宁说是一种文学事件。优秀的文学作品从来都不是非仅仅具有在场性、经验性，而是同时具有反思性趋向，否则，我们就无法比较沈从文的《边城》与曹雪芹的《红楼梦》的高下区别。“边城世界”与“大观园”的审美性自不待言，它们作为文学经典为文学研究确证合法性，而就反思性而言，则可以说《红楼梦》不仅在大观园之内，也在大观园之外。对于文学研究而言，经验性与反思性也是相反相成的：说其相反，是因为不论是文学理论研究还是文学批评，理性的反思与审美的经验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对立；说其相成，乃是因为二者无限趋近，却未必最终重合。无反思性的在场流于浪漫主义的想象，无经验性的反思则流于理性主义的说教。 从文学研究的在场性与反思性出发，可以对有待文学化的场外理论问题做进一步的思考。周宪区分场外理论为三：纯粹讨论文学性的文学理论；完全与文学无关的理论；通过文学性进入文学场之外的理论。[18]这一区分是深刻的，其不足在于没有将文学理论与理论区分为不同层面来谈，因而将“文学理论的文学化”所指理解为第一种，即纯粹讨论文学性问题，这并不准确。如果从文学研究的在场性与反思性视野出发，有待审视和文学化的理论大体可以区分为三种：一是局限于经验性/审美性的文学理论，基本可以概括为文学审美研究；二是限于反思性的场外文学理论，基本可以概括为文化研究、文学社会学、文学政治学研究；三是将反思性与在场性辩证结合的文学研究。张江曾就美国学者詹姆逊的中国古典小说《鸲鹆》研究做出分析：“杰姆逊用其模式进行的分析可谓过度阐释，而更深层的，是其用其恒定的思维模式作了过度阐释。套用科学主义的恒定模式解析文本，其牵强和浅薄由此可见一斑。”[19]这一判断准确深刻。如果从上述文学研究的在场性和反思性来看，则可以进一步说，詹姆逊与其说是对中国古典小说进行文学研究，而毋宁更为准确地说，《鸲鹆》研究实属于文化研究，甚至可以进一步将其归结为文化理论研究。就此而言，詹姆逊所套用的不仅仅是科学主义的恒定模式，而且还是文化研究的文学研究模式，或者是文化政治学研究模式。由此来看，大约詹姆逊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确提供了一个场外理论进行文学研究的典型案例，其典型性就在于，一方面，它将文学的反思性进行了无限的延伸，以至于从文学研究的视野中彻底消失了；另一方面，又将文化理论直接挪用进了文学研究，而且等同于了文学研究。 综上所述，场外理论与场外征用作为问题而被提出，这既非源自某种偶然，也非隐喻潘多拉魔盒，而是扎根于当下文论研究具体性中，关于文学场的思考本身批判性地指向了当前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研究的某种症候。随着批判性质疑与反思的深入，文学理论有必要重新回到文学、哲学与社会学的跨学科视野，并检视那些看起来常识性、自明性的范畴与范式，从而将学理性审视扎根于夯实的地基之上，避免自说自话的话语喧嚣遮蔽了真问题、真反思，而文学理论研究亦大可敞开怀抱，或者决心自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