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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曾经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他说的是19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21世纪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更是如此，描述由物联网等极致技术推动的当代社会有机体发展速率的常用词已是“指数级”或“几何级”，而与这种指数级速率相比，当今包括文化理论和美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普遍显得滞后。 “春江水暖鸭先知”，互联网等极致技术所引发的剧烈变化，首先在大众日常审美生活中有突出体现：稍微浏览一下美国Facebook和中国微信平台等，你就会发现：全球大众正在用移动互联网、社交网络等技术提供的各类“神器”，“创作”、“生产”并传播着自己的艺术品，拓展着自己日常生活审美空间，有滋有味过着自得其乐的文艺生活……当然，精英们还在继续创作，但大都还纠结于“历史”、“人性”等宏大主题，极致技术给大众社会文化生活带来的新变，在他们作品中很少有反映。在消费时代，精英先锋文化曾走在前面带动大众文化潮流；而在新的物联网分享时代，大众似已走在精英前面。从文艺美学角度看，似乎可以说：“理论”可以走在“创作”之前：“创作”指传统精英文艺家的创作，“理论”则指从当下大众日常文艺生活中概括出来的理论——大众消费文化理论已呈现出这种趋向，但从当下物联网分享新时代来看，其理论范式也已显滞后。从中西关系看，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互联网大国，老迈欧洲已落在后面，这为我们超越建立在“电视范式”上的西方文化理论提供了现实支撑——事实上，中国学界不说走在前列，至少也与西方学界同步，比如中国学者王德胜等所提出的“微时代”“微美学”“微文化”等，就是一系列建立在不同于“电视范式”的“移动互联网范式”上的新概念。另一方面，从当下中国理论界总体状况看，译介、解读西方文化理论一流乃至二、三流学者著述，似乎依然是主流，跟着西方说的状况没有得到改观。当然，西方消费文化理论对新的物联网分享文化研究依然有重要启示，辨析其基本理论思路，对于推进范式新转型也是必要的——下面就结合对费瑟斯通“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的辨析，对此略加讨论。 费瑟斯通指出，“消费文化，顾名思义，即指消费社会的文化。它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认为大众消费运动伴随着符号生产、日常体验和实践活动的重新组织”[①]，而“消费文化中的趋势就是将文化推至社会生活的中心，不过它是片断的、不断重复再生产的文化，难以凝聚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第160页），消费文化具有“碎片化”特点，“商品自由地承担了广泛的文化联系与幻觉功能”，“消费社会也从本质上变成了文化的东西”（第21页），这种“文化”又与艺术影像等密切相关，“资本主义也生产出了（或者，根据后现代主义的修辞手法，‘过度生产’出了）各种消费的影像与场所，从而导致了纵欲的快感。这些影像与场所，还混淆着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第32页），于是，“后现代主义把审美问题抛到了社会学理论之核心：它为对文本（文本的快感，文本间性、书写文本）的阅读与批判，提供了审美模式和判断标准，也为生活提供了审美模型（生活以审美的形式呈现出来，艺术成了一种美好的生活”（第46页），“后现代主义所喜好的就是对以审美的形式呈现人们的感知方式和日常生活”（第180页），对消费文化审美特性的强调，最终被概括为“日常生活审美化”，其第三个方面“当然是消费文化发展的中心”，“是指充斥于当代社会日常生活之经纬的迅捷的符号与影像之流……决不能把消费社会仅仅看作是占主导地位的物欲主义的释放，因为它还使人们面对无数梦幻般的、向人们叙说着欲望的、使现实审美幻觉化和非现实化的影像。鲍德里亚、詹明信所继承的就是这个方面。他们强调影像在消费社会所起的新的核心作用，也因此赋予了文化以史无前例的重要地位”（第98页），“在这样的超现实中，实在与影像被混淆了，美学的神气诱惑到处存在”，“即使是日常事务或者平庸的现实，都可归于艺术之记号下，从而都可以成为审美的”（第99页）。在消费文化研究中，“第一种视角认为，消费文化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为前提预设”，“第二种视角是一种更为严格的社会学的观点”，认为“人们为了建立奢华联系或社会区别，会以不同方式消费商品”，而“第三种视角关心的是消费时的情感快乐及梦想与欲望等问题”（第18页）——这是一种美学视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