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围绕场外理论与场外征用的讨论某种程度上回避了对核心范畴文学场的追问与厘清。当代文论视野中的文学场范畴实为一个纷繁复杂的范畴家族，从中又可梳理出功能性、结构性、先验性、跨学科性等四种入思路径。布尔迪厄文学场论中的诸种遗忘提醒蒙昧于文学场讨论中的文学与社会学的暧昧问题，以及文学研究中在场性与反思性关系问题。 关 键 词：场外理论/文学场/在场性/反思性 基金项目：本文受到首都文化建设协同创新中心资助。 作者简介：孙士聪，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一、问题的提出 在20世纪文学理论多元发展背景下，主张一种“为文学的文学理论”，可谓恰当其时。场外理论若不经转换而径直化身文学场内理论，则必陷文学理论于阐释强制性泥淖，场外征用则“抹煞了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特征”而陷文学理论于理论桎梏。场外理论获致场内合法性的根本途径在于“文学化”：理论的应用指向文学并归属于文学，成果落脚并服务于文学，方式是文学的方式。[1]此论与张江同朱立元、周宪、王宁等诸先生的学术对话，打开一个富有思想挑战性、理论生发性的当代论域，并随着更多中青年学者加入讨论而多维展开、愈益深化。 上述命题中，“外”与“内”、“征用”与“适用”之谓，逻辑地预设了文学场范畴的前提性，内在地包含了对该范畴的基本理解，对此，强制阐释论早已明确指出，并予以阐发。然而，当前学界相关讨论却似乎对此并未给予充分注意，表现之一为集中关注场外理论之“征/被征”的理论暴力性，而对文学场等相关前提性范畴，却鲜有进一步讨论。个中原因，有范畴本身所指自明的印象性因素，也有理论话语实践所要求的规范性因素，但无论如何，如若前提性范畴逃脱了学理性审视与批判性质疑，自明、自洽地藏身于讨论话语之中，那么，不仅高高举起的审思之矛有可能略过研究对象头顶，而且讨论本身也难免事实上滑入它原本所警惕的泥淖之中：一方面，他者理论的自明性、自洽性，原本从一开始就被揭露为当代理论话语强制性的渊薮，因而被标示为质疑、反思、批判的对象，如今它却可能摇身一变，幻化为批判逻辑行程中的一个环节；而另一方面，范畴不仅仅是理论大厦中原子化砖石，而且更主要直接关乎理论本身，范畴重释缘于实践提问与理论反思，正如理念之于柏拉图诗学、悬置之于胡塞尔现象学、绝对精神之于黑格尔辩证法、此在之于海德格尔存在论、延异之于德里达解构论，在范畴与理论之间做工具性、简单化理解是不可想象的，忽视核心范畴清理的理论建构也将面临沦为无本之木的危险。 对文学场的追问并非张扬其范畴本身之不可言说，更非执拗于维特根斯坦面对不可言说之物而保持沉默的教诲。理论之惊异原本就与追问同义，诚如黑格尔的“问”法所提醒：面对一个对象，则必须追问，它存在吗？若存在，它如何存在？沿此则可以追问：当我们谈及“场外理论”、“场内”等等所谓“文学场”、乃至“场”时，如果它无法脱离当代文学理论语境具体性而自在存在，如果它不能不在关于“场”的理论话语场中而呈现，那么，诸种意味的“场”意指什么？进而，场外理论的文学化就理论的方式是文学的方式而言，何以可能？在上述前提性追问中，文学场的在场性问题被凸显出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