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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民族”概念正名 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重新观照“民族”这个概念,是建构中国形态民族之维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近代以来的文学和文化中,“民族”既是一个出现频率颇高的词汇,又是一个屡遭误解的概念,因此有必要“辨彰清浊”,以正视听。 1.民族不是闭关自守 一提到“民族”,人们往往想到的是独立和自主,这是民族存在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民族”作为一个独立的共同体,又恰恰是在与全球的“他者”对比和参照中确立的,“民族”存在于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之中。中国“民族”概念的问世更不是与世隔绝的产物,它诞生于睁开眼看世界的焦虑中。中国仁人志士的民族意识正是在饱受西方列强屈辱后被激发出来的,他们所追求的民族自强并不是与这个世界对峙,而是希冀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全球化的今天,随着资本的流动和互联网的通达,世界已经连在一起,任何民族想置身于世外已几无可能。尽管各个民族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有些甚至还很尖锐,但作为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对抗与依赖并存,许多问题已不可能由某个国家某个政府独自解决了。就民族的发展而言,开放已成为民族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基本条件。 2.民族不是回到过去 “民族”也不能与复古联系起来。有些人一提到民族复兴,就想到要发掘和保存传统技艺,甚或穿戴传统服饰,这一做法是对民族振兴的误解。民族的发展固然有历史之基,民族文化中固然有精华的东西,但毕竟时过境迁,周而复始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现代民族的兴盛在承继传统的同时还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与过去的断裂,只有摒弃一些陈旧的、不适应社会发展的东西,才能轻装前行。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形态的“民族”所强调的不是过去和传统,而是着眼于当今和未来。关于这个问题,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詹姆逊的一段话对我们很有启发,“我们不再把过去看成是我们要复活、保存、或维持的某种静止和无生命的客体;过去本身在阅读过程中变成活跃因素,以全然相异的生活模式质疑我们自己的生活模式。过去开始评判我们,通过评判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构成。这时历史法庭的动力出乎意料和辩证地被颠倒过来:不是我们评判过去,而是过去(甚至包括离我们自己的生产模式最近的过去)以其他生产模式的巨大差异来评判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曾经不是、我们不再是、我们将不是的一切。”[16](P190-191)同样,中国形态的“民族”观也不是把过去作为古董保存下来,更不是无条件地接受历史留存的东西,而是把过去视为对当代的参照,促使我们审视现在的生活。 3.民族不是集体对个人的压制 民族与生俱来的集体性是其屡遭质疑的又一问题。民族与个人的关系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国家危亡之时,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系在一起,民族利益将高于个人利益,所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不过,在平时,有些宏大叙事造成对个体的压制甚至伤害则是需要反省和警惕的。在建构中国形态的过程中,“民族”概念里的集体和个人并非水火不相容,更不是排斥或压制个人,而应该呈互相支撑之势。一方面,个人的价值、尊严、自由、发展和实现的权利是现代民族的基本条件,每个人的奋斗正是民族复兴的基础;另一方面,在必要的时候,个人甚至可以为民族赴汤蹈火乃至牺牲生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