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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美生存对现实生存的诗意超越：相似的精神诉求与各异的实现途径 (一)审美生存的本质规定：“无待逍遥”与“无蔽状态” 庄子的“乘道德而浮游”是一种“无待逍遥”的“自由”。《庄子·逍遥游》说：“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彼且恶乎待哉!”《庄子·田子方》云：“游心于物之初。”《庄子·天下》中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与造物者游。”《庄子·人间世》也说：“乘物以游心。”《庄子·德充符》亦云：“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于德和。”《庄子·应帝王》也有：“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和焉。”“无待”、“游”不仅理所当然地成为《庄子》“内七篇”中的核心术语和基本主题，而且在‘外”、“杂”篇中也得到进一步的延伸与发展[8]。庄子笔下“庖丁解牛”(《庄子·养生主》)，“偻者承蜩”、“津人操舟若神”、“吕梁大夫蹈水”(《庄子·达生》)，“大马之捶钩者”(《庄子·知北游》)，“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庄子·田子方》)的故事所极力描绘的所谓“至人”、“真人”、“神人”、“圣人”，置身于和谐愉悦的诗意状态和“无待逍遥”的自由境界，实际上就是一些超越世俗不为物累，能够按照事物、人类和自己的本然之性在现实生活中生存的人，也都是“乘道德而浮游”者的代表形象。 海德格尔认为，“真理”的本质乃是一种“无蔽状态”。依照《论真理的本质》的观点，作为“无蔽状态”之“真理”，是“存在者之解蔽，通过这种解蔽，一种敞开状态才成其本质”[9]。当“真理”在，才“有”“此在”的“本真存在”在[10]。真理是敞开的无蔽状态。海德格尔所谓的“诗意地栖居”就是“此在”的“本真存在”方式。人诗意地栖居，是在存在之真理的本真境域中达到的自由存在。诗意栖居所达至的自由之境，正是一种无蔽状态，这种无蔽状态乃是从本源处敞开出来的，是存在的澄明之境，映证着人的自由本性。 庄子“乘道德而浮游”的审美生存的本质植根于“无待逍遥”的“自由”，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的审美生存的本质规定是“无蔽状态”的“自由”。“无待逍遥”也好，“无蔽状态”也好，都是一种对自由的生存之境的追求。 (二)审美生存的否定状态：“人为物役”与“被遮蔽的生存” 技术已然不可或缺地成为我们重要的生存方式，但它绝不是我们唯一的生存方式。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的技术生存论和庄子的由技人道的思想可以说不谋而合。在海德格尔和庄子看来，人的异化与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治不可分，人类的生存状况并不与技术的发展成正比，相反甚至可能对立[11]。面对技术的异化和人的异化，他们都认为技艺和精神相辅相生，因而共同反对扭曲人性的技术工具化，主张还原技术的生存本质，把技术与人的生存紧密联系，并赋予“技”以审美的效能与意义，把技术由工具化推向审美化，从而使技术不仅人性化而且艺术化。 庄子在“庖丁解牛”的故事中深刻阐明了对技术的理解。庄子认为，“良庖”、“族庖”这样的工匠所掌握的“刀技”实为“小技”，而庖丁所运用的是“道技”，“道技”“依乎天理”，“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庄子·养生主》)，道是技的本源，由技人道才是技术的最高境界。生活在中国古代的庄子，虽然不可能像置身现代西方的海德格尔那样深刻而切实地体味到技术理性对人的压制和异化，但他对当时技术逐渐脱离人的活动变成人恣心所欲的设计与制造的手段的同时人又被自己所造之物所掌控的“人为物役”的状况的认识还是颇深的。同海德格尔相类似，庄子也曾多次言及人的异化境况，如“人为物役”、“丧己于物”(《庄子·缮性》)，“以物易其性”(《庄子·骈拇》)，“危生弃身以殉物”(《庄子·寓言》)，无不如是。在《庄子·天地》篇中，他就借汉阴丈人之语道破了桔槔“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实乃“道之所不载也”的道理。因此，庄子认为人类对技术的追求应该摆脱功利化、工具化、片面化而趋向审美化。 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本质及生存状况的认识与庄子对技术的理解遥相呼应。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批判和追问深深触动了当代人。海德格尔明确提出：“首先，techne并非仅仅表示人工的活动和技艺的名称；它还是心灵的艺术及美术的名称。techne与产生、创造(poiesis)同属一列，它是诗意的东西……‘techne’一词，其关键不在于制造、操作及对工具的使用，而在于前面所述及的展现。”[12]亦即“某物出自于自身的展现”[13]。海德格尔通过对“技术”(technology)本义的词源学考察告诫我们，人与技术关系的颠倒导致作为框架的技术对人的自由生存造成遮蔽，使人沦为一种受技术支配的存在，人的生存遭到技术的异化而逐渐失去此在的自由。技术对自由的遮蔽、对人的异化正是对审美生存的否定。正如有学者所提出的，“让技术对象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同时又让它出去，即是说，让它们作为物而栖息于自身之中”[14]，而并非一味依赖并受制于现代技术，唯有如此，人类才有可能从根本意义上实现诗意栖居。 技术理性的扩张与异化，造成技术对人类精神的全面控制和奴役，以及对审美生存的深层遮蔽与否定，导致人类日益陷入深重的精神生态危机之中。庄子与海德格尔并不一概拒斥技术，而是倡导人类应该以正确的态度对待技术，重视人类生存的精神层面与审美态度，摆脱技术层面对人类生存的控制与奴役。这一思想无疑对纾解当代人的精神生态危机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三)审美生存的价值诉求：“物化”与“对物的泰然任之” 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人类如何看待自然与世界并借此安顿现实人生对审美生存的建构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人类生存与自然、世界的和谐也因此成为海德格尔与庄子的审美生存思想的重要内容。在“物化”与“对物的泰然任之”中追求主客合一、物我两忘，追求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和谐是海德格尔与庄子的审美生存的共同的价值诉求。 庄子美学中提倡“物化”。徐复观曾言：“《庄子》一书，对于自我与世界的关系，皆可用物化、物忘的观念加以贯通。”[15]人与世界的关系是自由的、审美的，个人生存才可能是自由的、审美的。“物化”和“物忘”，是“以物观物”的审美契合，也即生存主体在真正“丧我”和“忘我”后达至的一种主客两忘的生存境界。庄子同时提出“物无贵贱”(《庄子·秋水》)和“顺物自然”(《庄子·应帝王》)的看法，认为天地万物并无高低优劣贵贱之分，人类无权主宰自然，因而提倡以平等态度对待自然，“顺之以天理，应之以自然”(《庄子·天运》)，借助“以物观物”，实现物性和人性的双重自由。不仅如此，庄子还认为天、地、人、道无一不是遵循内在于自身的规律而发展衍变的，所以凡事皆应遵照自然之理，“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也”(《庄子·知北游》)。如果人类不能认识到并且依顺万事万物消长的自然的内在的规律，而人为破坏自然环境，必将招致恶果。另外，庄子也强调，审美的人必然是能亲近天地自然并融于其中的人，因此庄子便徜徉于青山绿水的怀抱借以体察本真的生命律动。 海德格尔将人对自然的控制称为“摆置”，认为人的存在意义不是对象化的算计、征服或控制，而是人与万物的整体“牵引”、个体与世界的同一，因此是“诗意的栖居”[16]。栖居便意味着在大地上存在，而在大地上存在就意味着与万物同在，在“对物泰然任之”中保护和养育万物，对它们采取敞开、承纳、融合的态度，而不是征服、控制和耗尽它们。没有人与自然的生命共鸣，也就不会有审美生存的实现。为促使现实异化生存向审美生存的转变，海德格尔使用“Ereignis”作为其后期思想宗旨的主导词语，并使之成为人类超越现实生存、实现生命价值、走向自由之途的一种标示。天、地、人、神齐聚于“Ereignis”，中，且相互映照，人与自然、人与世界、人与人和谐统一，人则在这一澄明场所中展示生命价值、实现自由超越。走在阳光澄明的“林中路”上，在和谐之光的普照中，自由呼吸，享受生活的宁静、温馨，恬然自居，这诗意的自由之境便是生命的最高境界。正如曾繁仁所指出的，海德格尔关于天地神人四重整体的思想是由他“提出的重要生态美学观范畴，是作为‘此在’之存在在‘天地神人四方世界结构’中得以展开并获得审美的生存的必由之路”[17]。晚年的海德格尔选择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正是其审美生存之思的具体实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