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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多元也可能对核心产生培育、辅佐的向心作用，譬如好莱坞之于美国文化。以大家耳熟能详的《拯救大兵瑞恩》和《泰坦尼克号》为例，前者的国家利益以战时司令部为一个母亲救下一个儿子而不惜牺牲整个分队的感人方式呈现出来；后者则将“高大上”的美国形象寓寄于一个穷小子的人格魅力(包括指向爱情、公德—集体主义的牺牲精神)。这其中充满悖论和艺术想象，却并未使我们的青少年“不明觉厉”!盖因艺术可以自立逻辑。惟其如此，它才更需要想象力，以便核心价值如盐入水、化于无形：让观众由衷地感喟“美国多人道，美国多美好!” 这正是文化消费主义，也即文化虚无主义顺应资本逻辑的明证。只有“淡化了意识形态”、削弱了国家认同，资本才能全球化、化全球，并且如鱼得水。 千万不要以为美国不讲政治。资本、利益本身就是其意识形态的基础和目的。更何况清教思想在美国根深蒂固。后者被认为是美国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财富观、人生观的基础。正因为如此，美国清教徒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至今影响着美国人的心灵。但是，清教思想决不单单指向个人主义，它同时也是美国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想源泉。譬如17世纪中叶的一天，清教徒温斯洛普受命抵达马萨诸塞出任总督时，有一篇脍炙人口的布道，其核心内容是他们将高筑山巅之城，为万世瞩目；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目标，主就会收回庇佑，从而使他们成为世人的笑柄、天下的丑闻。他还用身体比喻个人与家庭、集体的关系，认为个人犹如五官，是身体的组成部分。个人事务具有公共意义，并对整体产生影响。换言之，如果身体的局部病了，人会难过、会痛；若不及时处置，则可能危及生命。反之，如果整个身体面临威胁，那么所有局部都必须义无反顾地维护她的安全。用我们古人的话说，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或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17世纪的清教徒和我们的古人尚且明了“集体利益是个人幸福的前提”，况我辈乎!当然，以集体的名义否定个人权益的做法也是可怕的和可悲的。在这方面，中华民族有过血的教训。因此，不偏不倚、中道衡度才是正理。 由是，如何在同一和个性发散、核心和多元文化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区间、有效的平衡，文学及文学批评责无旁贷。文学及文学批评有意识形态属性，但其方法却是相对客观的。因此，我们必须借鉴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美国的成功做法，即对外正面捍卫国家利益，对内强调以人为本；更要学习好莱坞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宣传方式，潜移默化不动声色的教化功夫。 然而，后现代主义是一把火，它在焚烧一切的同时也烧掉了自己。当然，这里所谓的一切并不指宇宙万物，盖因宇宙万物依然按照自身规律运行着，并将继续运行；这世界也一如既往，并在资本的强劲驱动下愈来愈物化，是谓大众消费主义。 此外，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一般认为它包含了自新历史主义至后殖民主义的一系列“新理论”、“后理论”。故此，加之立场使然，学术界对它的内涵外延至今争论不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难有定论。“虚无”只是对它的一种大而化之的说法，盖因后现代主义的核心是解构主义。它一方面针对结构主义及其所代表及反转的古典二元论思想(这是就学理而言)；但另一方面它在批判西方主流文化，尤其是传统资本主义的同时矫枉过正、形过饰非、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从而反过来成为并强化了跨国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一元论(这是就实际效果而论)。 于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是谓“后权威时代”。这对谁有利呢？也许是跨国资本，盖因当下所谓的多元是极其可疑的，它本质上是跨国资本主义消解一切民族主义和非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一元化，其表象则为个性化、碎片化。说穿了，只有在众声喧哗、是非混淆的氛围中，资本才如鱼得水、犹龙入云。它与马克思设想的必然王国——社会主义共同体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完全不能同日而语；一如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完全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以己之色染就的“世界的文学”的论断。 总之，后现代主义彻底否定了认识和真理的客观性，导致了文化相对主义的盛行。换言之，它用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其所主要针对的是传统认知，如对理性主义、辩证法，乃至中庸、中道和民族主义的否定与解构，方法不可谓不彻底。但无论初衷何如，后现代主义归根结底是跨国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滋生于跨国资本主义的土壤，并客观上为跨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于是，现实是：资本逻辑与技术理性合二为一，尽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未放弃二元思维。中华民族，乃至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依然是需要防范，甚至扼制和消解的他者。 我国学术界对后现代主义的接受缺乏文化自觉和民族立场，以至于争先恐后地捡起其余烬来焚烧自己。究其原因，则既有前面所说的国际趋势及其影响，也有我国经济社会内动力所导致某些本可规避的负面作用，甚至不乏对民族历史、传统的简单逆反和盲目否定等等。 作为结语，笔者不妨列举伊格尔顿为例。近年来，这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接连发表了试图重构文学理论的《文学事件》(2012)、《如何阅读文学》(2013)及《文化与上帝之死》(2014)等重要著述。它们是伊格尔顿回归文学本体及作家—作品—读者“神圣三位一体”的一次“寻根之旅”，也是他在虚无主义泛滥的“后信仰时代”批判大众消费文化、强调文学教化功能和社会责任的有益尝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