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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族性与世界性：共存共生 在研究文学民族性问题的同时，文学的世界性问题也客观地存在着。文学的民族性是地域性的概念，世界性则是超地域性的概念，二者都是比较而存在的。人类早期，人们的生活相对封闭，文化的交流相当有限，文化的民族性问题难以凸显。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交往逐渐频繁，不同民族生活的各个侧面的内容被置于同一个平面上比较，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文化就明显地呈现出来。但是，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人类的封闭是暂时的、相对的，交流开放是绝对的、永远的。所以，在这种交流开放的情境中，民族历史和现实中的独特性将不断地呈现出来。同时，民族性的存在既不能永远封存，也不能展现出来之后成为一个无人能识、无人能懂的怪异存在，必须是一种能够阐释、能够理解的一种方式，这就是民族性存在的世界性。“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民族性，正是基于全球化语境的民族文化创造”[4]。民族性与世界性共存于一个比较的过程之中，但二者的紧张关系现实地存在着。简单的逻辑判断是，民族性重要还是世界性重要？这似乎是一个熊掌与鱼的逻辑悖论。如果我们改变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重新考量文学的实际就会逐渐明白，民族性和世界性都是当下和未来文学必有的属性。 鲁迅先生曾经提出“(文学艺术)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5]81的命题，这是符合哲学定律和辩证法原理的，因为共性寓于个性之中。这一命题的重心在于民族性。鲁迅提出这一命题时，中国还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比较弱，尽管鲁迅也提倡拿来主义，但更迫切的是文化的自强、独立，他深知民族文化强大了而且有自己的独特品质，自然就会具有世界性。文学的问题不是有没有世界性的问题，而是有没有民族性的问题。如果民族文学本身十分孱弱，没有独立的民族品格，就不可能有资格和别的民族文学放在一个平台上进行比较，那么世界性就无从谈起。所以，民族性在某一特定时期就显得非常重要。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中，虽然政治范畴的殖民统治基本成为历史，但经济、文化上的殖民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文化领域的世界性因素并不稀缺，缺位的有可能是民族性的要素，因此倡导和培植民族性较之于普及世界性更为重要和紧迫。民族性关乎文学的独立，关乎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身份、地位，从内在来说是文学的质。质的规定性从根本上影响着文学的走向，文学只有在民族性的规约下才能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特质，才可能获得独立自主的地位。 与此相对，也有人提出“越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这是一个把规律具化为现象的逻辑设想。在实际中，我们完全可以把一个规律性的过程倒置推演，譬如文学，越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品越能够让本民族感到自豪，同时也能够为其他民族接受。但迄今为止，我们所接受的文学作品首先是在本民族产生影响的民族性文学，而不是“世界型文学”，其世界性影响的产生是基于其民族性基础的。所以，真正纯粹的“世界型文学”是不存在的，所有的文学仍然是民族文学。基于这种理解，我们更愿意把“越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作为强调文学自身开放的命题。在全球化、一体化的今天，任何民族文学都不可能自闭，都必须放在世界文学的大环境中考量自身，显示自身存在的价值，或者闪耀民族性的光彩。世界各民族的文学都有自己的精华和闪光点，都有值得学习和借鉴之处，都可以成为繁荣和提升民族文学的宝贵资源。是民族性重要还是世界性重要？符合实际的逻辑是，尽管人类已经开始了“全球化”的生活，但人类的文学不能都是相同的内容、相同的秉性；同样，尽管各民族的生活、语言、文化存在着差异，但文学也不能成为“锁在深闺人未识”的文学。不同民族的文学应该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同时也应该具有世界视野，具有超越本民族审美局限的气魄，并在这种超越中具备世界性。强调民族性并非彻底否定世界性，民族性在于凸显个性，世界性是为了突出共性；强调民族性在于保持独立性，重视世界性是为了增强开放性，而当下更需要关注文学的民族性。文学民族性和世界性在理论和实践上是能够实现统一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