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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卡勒:“表征性解释”与文化研究的生产性 20世纪后期“症候解读”理论在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在文论界甚至成为阅读和批评理论的关键词，但对其进行系统研究并推出新见的却不多，乔纳森·卡勒可算一个，他在《文学理论》（1997）中非常简明地对“症候解读”理论作出了新解和重构。 卡勒重提“症候解读”时，已置身于一个全新语境:文化研究勃然兴起，迅速占据了人文学科的王座，文学研究则备受挤占，滑向边缘，这就使得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解读方法发生了逆转。文化研究最早脱胎于文学研究，如今一切颠倒过来了，文化研究在文学研究内部化蛹为蝶、破茧重生，最终消解了文学研究。与之相应，原先为文化研究所倚重的文学研究方法如今却被冷落和搁置。如果说以往文学研究关注的是每一部作品与众不同的审美特点和文学形式，那么，如今文化研究已变成了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它“把作品作为反映作品之外什么东西的实例或者表象来对待，而不认为作品是其本身内在要点的表象”。(18)于是有了两种解读方法:一是传统的“鉴赏性解释”(appreciative interpretation )，它运用“细读”的方法对文本内部每种形式和技巧都保持敏锐的关注，并且着力研究意义的复杂性;一是如今的“表征性解释”(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它认为一定时代的所有文本都是外部社会结构的表征，因而都具有同样的意义。这两种解读方法显然存在龃龉之处。值此文化研究风行一时、“表征性解释”当道之际，文学对象的审美特性便有可能被忽略，文学长期使用的解读实践也有可能被弃置。 卡勒使用的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一词来自阿尔都塞、马舍雷提出的“症候解读”概念，再往前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和拉康，(19)但他对该词的运用又有自己新的理解和阐发。卡勒对“鉴赏性解释”与“表征性解释”作出了进一步的比较和厘定，他将这两者分别称为“恢复解释学”( hermeneutics of recovery)与“怀疑解释学”( 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 )，认为前者企图恢复作品产生的原始语境，包括作者的处境和意图、文本对它最初的读者可能具有的意义，后者则旨在揭示文本可能赖以形成的、尚未经过验证的关于政治的、性的、哲学的、语言学的假设。前者致力于帮助当今读者接触文本的原始信息，藉此来评价文本及作者;后者则常常对原始文本的权威性表示怀疑。这两者各有利弊:前者把文本限定在那些远离读者当下关切的、假设的原始意义上，因而可能会大大降低该文本的价值;后者则往往另辟蹊径去评价一个文本，所以它可以引导并帮助读者对当下问题进行再思考，哪怕这样做可能会曲解作者原先的设定。 显而易见，卡勒在上述比较分析中对“表征性解释”或日“怀疑解释学”给予青睐，这与他在“表征”的意义上确认文本与社会政治结构之间存在着“同一性”有关。他说:“这个概念认为有一种社会同一性存在。各种文化形式都是这个同一性的表现，或者叫现象。所以，要分析这些现象就要把它们与派生出它们的社会同一性联系起来。……在这种关系中，文化产品就是一种基本社会政治结构的表象。”(20)而“表征性解释”就热衷于这种直接的“同一性”关系。同时，这种倾重也昭示了卡勒理论旨趣的一个重要转折，即认定文本是外部社会政治结构的表征，他以此取代了阿尔都塞式的“症候解读”对文本内部种种“症候”的反思，从而实现了文本解读的“向外转”。因此可以发现，卡勒更多在正面意义上使用symptom这一概念，即将之更多用作“表征”、“象征”、“表象”、“现象”之意。同理，他使用的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一词，更多地应理解为正面的“表征性解释”，而不是消极意义上的“症候性解释”。如果说阿尔都塞和马舍雷是将文本中那些语焉不详和存而不论之处视为“症候”，从对它的解读中发现更大问题，那么卡勒则是将文本本身看成一种“表征”，解读它对一定的社会政治结构的象征意义。 卡勒清楚地知道，这种“表征性解释”是一种“过度解读”、一种“偏激”的批评，但它恰恰能够揭示作品以前被忽视的含义。而在如今新的语境下，“过度解读”触及的恰恰是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在理念、旨趣和方法上的根本性歧异。现在许多文学教授恰恰在做与文学毫不相干的文化研究，这种非常规的、非预设的、引申的批评便成为一种“过度解读”。卡勒指出了它的种种表现。一是它会专注于种种文化现象，譬如电影、连环漫画、哈利波特等，同时它也会关注历史话题、文化话题，以及妇女解放、社会动乱等现实问题。与经典文学相比，学生对这些文化、历史和现实的话题更感兴趣，他们会认为研究种种文化现象比研究某个作家作品更为重要。二是在评论某个文学个案时，它会要求批评者阅读大量其他学科的相关资料，如历史文献、哲学理论、文化话题等，而这些资料却又是非文学的。总之，如果说以往的文本解读惯用的是“细读”(close reading)，那么现今采用的则是“粗读”( distant reading )，例如，通过定量分析来统计某一年份的整个文学产出，研究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出版的小说类别，考察某一作品在全球范围内翻译、阅读、模仿的情形，等等。它关注的是文学的发展趋势，而不是对某个特定文本的深入研究，它把小说中的人物看成一个群体，使之退到背景位置，对其进行定量分析，从新的视角审视人物，不再考虑主题，不再考虑对某个人物的看法，不再考虑人物及其伴侣的出生地和归宿地。以上种种套路和方法往往被人归为“文学社会学”(21)。而这一切都已突破了原先文学研究“鉴赏性解释”的框范，在人们眼前展现了一片开阔的生产性空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