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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舍雷:将“症候解读”引入文学批评 如果说阿尔都塞是用“症候解读”理论来分析马克思《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那么马舍雷则将这一理论引入了文学批评，用以寻绎具体作家作品中存在的空白和缺失，对其进行“症候解读”。有学者指出:“在对文学文本的复杂的物质性叙述中，马舍雷悄悄借鉴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尤其是‘症候解读’这个概念，使我们能够区分出差距和沉默、矛盾和缺席——它们使文本发生变形并揭示了那些转化为文学生产的意识形态材料的压抑性存在。”⑩此说高度概括了马舍雷“文学生产”理论的渊源、特征、方法和功能。其中要紧之处在于，马舍雷受到马克思影响，提出了“文学生产”的概念，并在这一概念中加入了阅读理论和批评理论的维度，从而刷新了马克思提出的“艺术生产”理论。 马舍雷对“文学生产”的探讨，见诸其《文学生产理论》(1966)一书，该书将“文学生产”提高到文学理论核心范畴来认识，并由此形成许多新的话题。 首先，在文学活动的本质界定上，马舍雷排斥“创造”说而主张“生产”说。在他看来，文学创作并不是一个创造过程，而是一种生产劳动;文学作品并不是创造的结果，而是生产的产品。以往重视创造的理论忽略了这一点，现在有必要对之加以更正，因此他宣称:“本书贬黝‘创造’，而以‘生产’代替之。”(11) 其次，马舍雷将“生产”与“创造”这两个概念刻意分开并有所褒贬，旨在凸显文学阅读和批评的生产性。在他看来，“生产”不是在文学创作过程中进行，而是在文学阅读和批评的过程中发生的:“文学作品尽管来源于创作中一些不可知的冲动和灵感，但它终将沦为读者具有阐释功能的作品。”(12)就是说，作品先是存在于它自身，接着存在于阅读和批评之中，文学生产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文本的接受和阐释的问题，因此不能将在创作中发生的事完全代替在阅读和批评中发生的事。可见，将文学生产问题挪到阅读和批评阶段是完全合理的，其意义绝不亚于以往将文学生产仅限于创作的做法。这就将文学生产的重点从整个文学活动的前端挪到了后端，垦拓了一片开阔的理论空间。 再次，文学阅读和批评的生产性旨在揭示作品的秘密、披露作品的谬误，这种“症候解读”的功能决定了作品和批评之间的主从关系，确立了批评在文学活动中的核心地位。马舍雷认为，任何作品都隐含一个有待释放的意义，作品的文字往往只是动人却又具有欺骗性的面具，作品的意义就包裹在其中。对作品的认知正是通往这一隐含意义的必经之路，因此，文学批评建立在对作品的某种谬误的披露之上。这就对阅读和批评提出了要求:一是它自身的深度问题;二是它对作品谬误的批判性;三是它必须对作品预设某种含义，并围绕这一含义呈现出多样性、连贯性的表达。“但最重要的是，阐释批评确定了自身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将自身置于作品的中心并揭示作品的秘密”(13)。 第四，马舍雷所倾重的阅读和批评有其特殊性，它往往不是与作品的公然发声之处对话，而是与作品的沉默不语之处交谈。而这种沉默不语之处，就是弗洛伊德提出的“无意识”概念。人们通过阅读和批评与作品中无意识部分进行的交谈，在促进知识增长和思想提升方面，较之与作品公然发声之处的对话可谓毫不逊色，它激活了阅读和批评的生产性，以新的阐释取代了“旧式”的阐释学。马舍雷对这种新的阐释作了如下界定: 阐释是一种重复，但它是一种奇特的重复，它说得越少却得到的越多。它是一种纯粹的重复，在它面前，潜藏的意义将呈现出其赤裸裸的真实性，这就像冶炼矿石以提取其中珍贵的精华一样。阐释者正是这一强力解放的实施者，为了能够按照作品所表达的真实意义进行重建，也为了将作者隐晦、曲折的表达用直接的方式呈现出来，他对作品进行拆解、翻译和删减。(14) 这里需要插一句，在马舍雷眼中，阐释学已是“旧式”的学问，它们止步于对作品公开意义的确认，只有“症候解读”致力于对作品隐秘意义的开掘，才堪当深度阐释和扩展阐释，堪当强力解放的阐释。 最后，马舍雷认为，文学作品中的无意识表现出的空缺、疏漏、失语等“症候”最终都通向意识形态，而这一点必须借助文学批评得到揭示，他在对具体文学作品的评论中，往往将文学生产理论与意识形态问题结合起来。这在他对列宁的托尔斯泰评论的研究中有比较集中的论述。 马舍雷指出，列宁的批评方法建立在这一原则之上，即对一定的文学作品，只有联系作家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状况来加以考察，才是有意义的。列夫·托尔斯泰主要属于1861-1904年这个时代，他作为一位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了整个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历史特点。但托尔斯泰对这种关系的反映是闪烁其词、欲言又止的。这并不意味着托尔斯泰误解了他的时代，他只是展现了一幅不完整的画面而已，而这恰恰给读者传达了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状况。 列宁认为，托尔斯泰的这一观点是由他的社会出身决定的，他自发地代表了地主贵族阶级，但托尔斯泰也是一位普通人，他的阅历改变了他固有的看法，对农民的同情使之与那个时代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进而形成人们称之为“托尔斯泰主义”的哲学，并将这种哲学引入了文学。这种变化看似属于托尔斯泰个人，但实际上也属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共处同样历史条件的更多的人。因此，托尔斯泰的作品既暴露了他个人意识形态的矛盾，也暴露了那个时代普遍的意识形态的矛盾，而这一切最终都来自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矛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把托尔斯泰的小说称作“俄国革命的镜子”。后来伊格尔顿对此作出的评价堪称精当:“在马舍雷看来，一部作品之与意识形态有关，不是看它说出了什么，而是看它没有说出什么。正是在一部作品的意味深长的沉默中，在它的间隙和空白中，最能确凿地感到意识形态的存在。批评家正是要使这些沉默‘说话’。”(15) 讨论至此，事情似乎变得神秘起来，决定一部作品的根本力量，竟是那些沉默不语、无迹可寻的异质的东西?然而马舍雷的说法是如此的肯定:“作为一切表现形式和思想现象的实际支柱的思想背景，基本上是沉默的，也可以说是无意识的。这像是一个无底的深渊，意识形态就建立在这个深渊之上。这也像一个行星围绕着一个不存在的太阳旋转，一种意识形态是由它并未提到的东西构成。”(16)这番话虽然说得玄虚、神秘，但只需读一读马舍雷对儒勒·凡尔纳的评论即可了然。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力图表达带有意识形态性质的“劳动和征服”概念，但这一构想是存在内在矛盾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真正的劳动是异化的，完美的征服也不可避免受到殖民风气的陶染，而这背后的异化和殖民性质并未以意识形态的面目出现，只是成为沉默和缺席的东西，凡尔纳的作品恰恰通过特殊的文学方法，揭示了这种“劳动和征服”的意识形态的局限性。评论对小说中无意识地暴露出来的“症候”的诊断，超越了对作品可知、可言部分的把握，不无知识增长、思想建构的意义。这就应了马舍雷的一个重要指点——“批评引导我们阅读这些符号”(17)。由此可见，正是阅读和批评给文学生产提供了开阔的可能性空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