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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莫莱蒂的树形模式 舒德干说：“现代进化理论的核心价值是生命之树及其演进之思想，这恰恰是达尔文对现代进化论的核心贡献”。(18)他认为达尔文的核心猜想就是生命树的猜想，并把它置于其十大猜想中的第四大猜想。在生物学中，进化树是用来表示物种之间的进化关系，所以它又称“系统树”、“系谱树”。生物分类学家和进化论者根据各类生物间亲缘关系的远近，把各类生物安置在有分支的树形图表上，简明地表示生物的进化过程和亲缘关系。在进化树上，每个叶子节点代表一个物种，如果每一条边都被赋予一个适当的权值，那么两个叶子结点之间的最短距离就可以表示相应的两个物种之间的差异程度。简言之，树形图本来是用分类法来揭示生物系统的进化过程的，莫莱蒂索性把树形图用作讨论文学进化的有效方式。 莫莱蒂之所以把进化树用作讨论文学进化的有效工具，除了受上述诸人的影响之外，显然与他对树形图内在的指称性和解释能力的理解密切相关。莫莱蒂从卡瓦利-斯福扎、麦勒兹(Menozzi)和皮亚扎的语言树中获得灵感，(19)认为既然语言树能图解语言的分化过程及其相互之间的亲缘关系，那么以语言作为媒介的文学为何不能用树图展示这种亲缘关系？莫莱蒂提出自己的质疑，“如果语言通过分化而进化，为什么文学不能通过分化而进化呢？”(20)他选取达尔文的进化树，在分析树形图后发现，树形图非常适宜指称和解释文学。他说：“树，源于达尔文的谱系之树，是比较语言学的工具：语系分枝散叶……这种谱系树让比较语言学解决了也许是世界文化体系的第一个大难题——印欧语系：遍及从印度到爱尔兰广袤领域的一个语系(也许不只是语言，也是共同的文化系统)。”(21)在他看来，树根可以代表文学的共同起源，不同的分支可以展示文学的发展脉络，各个节点可以代表文学发展的转折点，每一片叶子可以代表一种文学形态，等等。 在这样的认识下，莫莱蒂坚信“树是图绘一种特定形式究竟与另一种相距多远，或与其共同源点相距多远的一种方式。”(22)因为“进化树构成一个分类学图表，在此，历史与形式系统地相互关联……对进化论思想来讲，分类学和历史是同一棵树的两维：垂直轴的图表，从下到上，是规律的时间通道(达尔文写道，每一个间隔，为一千代)，但水平轴所表现的形式多样化(‘发散的虚线形成的扇面’)最终导致‘显眼的种类’或全新的物种”。(23)这就是说，通过树形模式，一方面可以见证文学分化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可以全面观照文学的不同形态，并在进化的历史和形式的分化之间建立相关的联系。莫莱蒂认为原来的文学研究，要么只关注文学的历史变迁，要么只关注文学的形式转换，但并未把形式转换植入一个历史场域来讨论，因此在历史和形式之间造成巨大的隔阂和离异，文学研究也因而是不完善的。所以，莫莱蒂认为：“我们可以轻易地理解为什么进化论为文学史提供了很好的模式：它(进化论)在历史进程的基础上阐释了现有形式非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进化论而言，形式和历史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或者，用更贴近进化论的比喻，是同一棵树的两个维度。”(24)树形图为建立历史和形式的相互关联，阐释文学的客观进化提供了保障。 为了验证树形图的有效性，一方面，莫莱蒂以柯南·道尔侦探小说中的“线索”为例，为其绘制了“线索进化树”。(25)莫莱蒂发现从历史上看，与柯南同时期的侦探小说作者都已经被遗忘，但柯南没有。他认为这是文学市场更热衷于文学形式造成的，柯南正是因为善于运用线索这一形式要素而获得成功。在《文学的屠宰场》一文中，莫莱蒂解释说：“我之所以说线索是一个形式装置是因为虽然它们具体的体现在一个又一个的故事里那些发生着的变化(它们可能是文字、烟蒂、脚印、气味、声音等等)，但它们的叙事功能却保持不变。”(26)莫莱蒂借用了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Victor Shklovsky)在《散文理论》中的话来分析柯南成功的原因。他说：“一方面，从技巧的立场看，柯南·道尔在故事中使用的手段比我们在其它英国小说中发现的手段要简单一些。另一方面，它们显示出巨大的浓缩……最重要的线索往往占据次要事实的形式，它以这种方式出现以至于读者就不能注意到它们……它们故意被置入从句这种不光明正大的形式……”(27)莫莱蒂认为柯南用处理线索的手段提供了一个文学形态学转变的案例，“线索树展示了在世纪之交的文学市场中线索的在场和缺场是决定侦探小说是否存活的决定性因素，这正像一定的形态特征可能决定一定环境中物种的存活一样”。(28)线索的树形图不但展现了文学类型无方向、无法预言、多样化的进化过程，而且复原了已被历史遗忘的所有文学作品的数量和原貌，并揭示出其相互间的差异。 另一方面，莫莱蒂虽然承认克劳伯等人的观点，即生物进化和人类的文化进化有一些差异，但他更相信是聚合而非分化是文学进化的主要因素。他说：“我们真正的争论内容，根本不是技术性的，而是我们的文化观念。因为如果变化的基本机制是分化，那么文化史必定是任意的，充满虚假的开始，并极度依赖路径：一个方向，一旦做，很少能被颠覆，文化强行变成一个真正的‘第二自然’——几乎不是良性隐喻。另外，如果基本的机制是聚合，变化就是不断的、迅速的、故意的、可逆的。如果你希望，文化变得更有弹性，更人性。”(29)这次，他以自由间接文体这种混合的语言形式作为例子，绘制现代叙事文学中的自由间接引语的树形图，证明了聚合的有效性。 我们知道自由间接文体是一种转述别人话语的方式，兼有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特征。由于它往往省略连接词，改变句子的时态和语态，甚至语调和语序，所以会造成话语主体的含混，但这种含混往往对人物内心矛盾性和复杂性的表征极为有效，因此颇受一些作家的喜欢。莫莱蒂发现，自由间接文体因为在一定程度上给个人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些自由，使个人能和具有客观立场的叙事者相互渗透，造成文学的社会化。这种社会化往往变成社会凝聚的形式，展现了那个时代某些阶层的心声。自由间接文体是一种文学社会化过程中的妥协，“将自由间接文体置于社会民意和个人声音中间，自由间接文体是一个很好的表明变化力量是否平衡的指示器。树形图为其提供了一个形象化的图解”。(30)在莫莱蒂看来，树形图让我们仔细看到了自由间接文体那种开放的、对话式的特征，它在个人声音、叙事者声音和含混声音之间来回穿梭，构成叙事的复杂性和艺术性。文化的树形图虽然和生物进化的树形图有别，但莫莱蒂认为自由间接文体显示此二者都一样，其树上的枝杈只会接近，自主发展，不会相互“杂交”和“结合”。 概言之，在莫莱蒂看来，树形图有三大文学功能：其一，树形图可以在文学的形式变化与历史变迁之间建立联系，使其紧密相连；其二，树形图可以清晰地显示出同一类型的内在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生成过程；其三，树形图可以全面而清晰地展示出不同类型之间的巨大差异性，动态地展现文学史进化过程中的历次分化与聚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