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进化论是莫莱蒂研究文学最重要的理论依据，树形图是莫莱蒂文学进化研究的具体表征。莫莱蒂的树形图历经跨越边界、介入实践、抽象概括、艺术再实践的历史转换后，呈现为动态的文学时空系统。该系统在文学的形式变化与历史变迁之间建立联系，清晰地显示出同一类型文学的内在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生成过程，并全面展示出不同类型文学之间的巨大差异，动态地揭示了文学进化过程中的历次分化与聚合。莫莱蒂的文学树形图是对整体性文学史的重构与超越。 关 键 词：莫莱蒂/文学进化论/树形图/文学的动态时空系统 基金项目：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前沿文论研究”(14ZDB087)；2013年陕西省社科规划项目“文学叙事空间研究”(13J040)；2014年陕西省教育厅专项资助项目“文学叙事空间研究”(14JK1716)。 作者简介：陈晓辉，西北大学文学院。 达尔文的进化论是莫莱蒂(Franco Moretti)文学研究最重要的理论依据，树形图是莫莱蒂文学进化研究的具体表征。莫莱蒂曾说：“我们从大量的历史中绘成图表，从地理学中获得地图，从进化论中构建树的模型。”①毋庸讳言，莫莱蒂制作了大量图表来揭示文学的历史变迁，绘制了许多地图来展示文学的地理位移，二者均致力于显示文学进化的方式，但树形图无疑是莫莱蒂用来表现自己文学进化论最有力的武器。莫莱蒂说：“图表不是真正的模式。它们不能被简化，是要走向将在下面两章谈到的地图，特别是走向进化树的路上的一个理论结构的直觉版本。”②很显然，在莫莱蒂看来，不管是制作图表还是绘制地图，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构建文学的树形图。和图表历时地展示文学的进化相比，地图是展示文学共时进化的一种方式，都为诠释文学的多样化而努力。不过，图表和地图都是一种单一的展示方式，然而树形图却能集历时与共时进化于一体，建构动态的文学时空体系。前二者的研究成果可以在树形图中得到清晰展现，即人们可用树形图来抽象概括文学史的进化全景，展现动态的文学时空体系。 一、树形模式之流变 客观地讲，莫莱蒂用树形图来研究文学的进化之旅并非突发奇想，而是历经了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根据莫妮卡·奥芬伯格的考察，“瑞士博物学家查尔斯·波内(Charles Bonnet)着手研究古老的梯级图，并推测自然的梯子会在这边或那边伸出一个枝干，这些枝干又会有一些分支。因此他首次采用了树形谱系图，而且首次运用了‘进化’这个词。”③正是受波内的树形谱系图的启发，瑞典医生和自然学者卡尔·林耐(Karl von Linné)依据亲缘关系对物种进行排序，“给它们一个名字，确定它们的身份”，④建立了动植物分类体系，形成相对完整的树形图，为进化谱系研究铺平了道路。达尔文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生物的性状分歧，并以此为据建构了进化树模型。⑤据舒德干的记述，“达尔文在1837年确立‘物种可变’思想时，便在第一本关于物种起源的笔记本中‘偷偷地’勾画了一幅物种分支演化草图，这是‘生命之树’的第一幅萌芽思想简图。”⑥正是在这一草图的基础上，达尔文绘制了《物种起源》中那唯一的树形图。之所以绘制树形图，原因在于达尔文认为树形图能够准确表现生物之间的亲缘关系。达尔文说：“同一纲中一切生物的亲缘关系常常可用一株大树来表示。我相信这个比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真实情况。正出芽的绿色枝条可用来代表现存物种；那些以往的各个年份产生的树枝可代表已经灭绝的物种的漫长演替。”⑦达尔文具体表述了进化树的指称功能。可见，在达尔文那里，进化树成为一个对生物亲缘关系分类的隐喻式表征。 此后，生物进化树被借用到人类学的研究实践中，这标志着树形图已经跨出了生物学的边界，被运用到一个全新的文化领域。在我看来，这种大胆尝试是进化树建构的本质性突破，也是进化理论发展的重大转型。人们开始将生物进化论运用到非生物领域，大大拓宽了进化论的适用范围，也进一步验证了进化论的有效性。著名人类学家泰勒(Charles Taylor)研究的中心问题是文化的演化。对泰勒而言：“文化就好比是一棵尝试突破厚重土壤、成长缓慢但持续不同的植物”，⑧在人类理性和经验的支配下，它会在扫除错误和不合时宜的知识的过程中单线迈进，各种不同的民族代表着文化进化线上的不同水准。需要提及的是，泰勒使用分类构架来图绘文化进化的过程，客观上展现了文化树形图的雏形。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注重讨论文化对环境的适应而引发的变迁，认为“环境使得特殊的适应形态成为必要，因此不同的文化在相同的环境里应该显示出相同的文化模式”，⑨进而提出多线进化的文化生态学概念。莱斯利·怀特(Leslie A.White)认为：“为了生存和繁衍后代，任何活着的有机体最起码要适应它的环境”，⑩人和动植物都会为功利目的而适应环境。幸好人类创造了文化作为调整、控制人与环境关系的手段，文化通过累积、教授，被传播到世界各地，进而推动文化自成一格的进化。文化决定着人类的行为。虽然以上两人也都是文化进化论的推崇者，但要说真正把树形图用到文化进化研究上的，非阿尔弗莱德·克劳伯(Alfred L.Kroeber)莫属。他将文化分为基本层面和次要层面(或谓之现实文化和价值文化)，(11)各级文化的风格都经由成长、发展顶点和衰落的阶段向前演化。最有意思的是克劳伯不但绘制了一棵文化树，而且使这棵文化树和作为有机体的生物进化树形成比照，(12)从而发现文化树的独特之处。 在克劳伯看来，生物进化树和文化进化树存在明显的异同。克劳伯写道： 生物进化的过程被恰当地描述为和生命树一样，就像达尔文说的，有树干、树枝、树条和树梢。人类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不能这样描述，甚至不能隐喻地描述。树木不断地分支，但树枝也同时在整体地或部分地生长。文化树分化，但它也融合和汇合。生命只是分化，它偶然的聚合只是一个表面的相似，而非一个接合或再吸收。生命树上的树枝可能抵达另一个树枝，但通常它们不能合并。相反，文化树是那些不同树枝接合、同化或文化互渗的衍生物。(13) 也就是说，生物进化树是由分叉产生的枝条独自构成，各枝条各自独立并不相交或重复以产生新物种，但作为人造物的文化树“是一种怪异的植物种类。独立的类型或树枝交融在一起产生新的类型，甚至该树枝还与第三根、第四根，乃至更多枝条交融在一起。”(14)显然，这种差异说明，克劳伯的文化树已经成为有意为之的产物，他已以自己的主体性介入了对文化进化的深入思考，阐明了作为人造物的文化进化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树形图在人类学研究中的运用是生物进化树的具体实践以及对其阐释能力的有效检验，但第一个对生物进化树进行哲学概括，并将其抽象运用到哲学分析之上的是卡尔·波普尔(Karl R.Popper)。波普尔非常自信地将生物进化树用到对客观知识的研究上。波普尔相信知识也在不断地进化，他说：“知识的起源和进化可以说是跟生命的起源和进步同步，并跟我们地球的起源和进化密切相连”，(15)“知识的增长是一个十分类似于达尔文叫做‘自然选择’的过程的结果，即自然选择假说：我们的知识时时刻刻由那些假说组成，这些假说迄今在它们的生存斗争中幸存下来，由此显示它们的(比较的)适应性；竞争性的斗争淘汰那些不适应的假说”。(16)波普尔不但相信知识可以进化，认为知识进化是一个经由“问题→尝试性解决→排除错误→新的问题”的理性重建过程，他还相信进化的树形图是从共同的树干上产生越来越多的分支而生长起来的。树干表明所有生物都是由同一个祖先构成，而分支表现了生物后来的发展，不断的分支表明了它们已经发展到一个较为专门和完备的阶段，能够解决自身遭遇的问题。树形图成为波普尔验证客观知识真伪的有力工具。不过，他强调：“和进化之树相较，理论知识却以十分不同的方式发展。其发展方向几乎与这种不断增多的专门化和分化相反。正如斯宾塞所注意到的那样，理论知识的发展大体上趋向于日益完整、趋向于形成统一的理论。”(17)所以在波普尔看来，知识进化的结果是统一理论的形成。莫莱蒂认为文学进化到现阶段就变成整一性的世界文学，暗合了这种理论构想。 克劳伯和波普尔不但简单地接纳了进化论，借鉴了生物进化树，以此来阐释自己的理论主张，而且他们对生物进化树和文化树、知识树的差异有清醒的认识，从他们对进化树的改造中不难看出，他们对树形图的内在潜质和阐释功能的深入思考。进言之，他们对树形图的应用和研究，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当然，在克劳伯和波普尔对生物进化树的借用和改造之后，人们对树形图的应用必然会有新的进展。莫莱蒂正是树形图进化的受益者。深受波普尔影响的莫莱蒂，从以上两人的身上看到了借助树形图来阐释文学的可能性和可操作性，因此他才在研究文学的演变过程中，不但把进化论作为自己的理论根基，而且也同样地绘制了一个文学进化的树形图来解释自己对文学的理解。 仔细观察，我发现莫莱蒂所用的文学的树形图，实际上经历了查尔斯·波内绘制的生物之树形模式，又经历了克罗伯的文化之树形模式，还经历了波普尔的知识之树形模式，最后才抵达莫莱蒂自己的文学之树形模式。进言之，树形图经历了一个跨越边界、介入实践、抽象概括、艺术再实践的历史转换，这本身就呈现了树形图的进化过程。树形图是在经过生物学向人类文化、人类文化向知识、知识向文学三次渐缩式转化之后，才变成莫莱蒂表征文学史的利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