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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语与转述语的相对性和判别困难 经典叙述学一般区分两种不同的叙述声音，一种是叙述语，一种是转述语。在此领域做出最重要贡献的中国学者是赵毅衡，他在《文学符号学》《苦恼的叙述者》《当说者被说的时候》等多部著作中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叙述语被理解为对叙述者话语的直接引用，转述语被理解为叙述者对人物话语的引用。由于叙述者和人物在常规理解中很容易被理解为处于两个不同的层次，所以这个区分很容易被理解和接受。王彬认为“小说是叙述语和转述语的组合”，“叙述语被叙述者控制”，“转述语被人物控制”(12)，徐岱认为叙述语就是“由叙述者发出的言语行为”，转述语就是“由人物发出但由叙述者引入文本的言语行为”(13)。但是这样区分也容易陷入两难困境。在多层次引语中，我们极难判断一个主体到底是人物还是叙述者。例如，小仲马的《茶花女》原文是第一人称叙述，常规理解是将“我”理解为叙述者，所以小说中的非引文部分就应视为叙述语。但是林纾在翻译该小说的时候，在小说的开头加了一个“小仲马曰”(14)，由于这个引导语的作用，我们就应该把原来被视为叙述语的部分全部看作转述语。又如福克纳的小说《坟墓的闯入者》，小说中人物语言全用单引号，暗示整个小说文本是对另一个人物的话语的引用，这样一来，整部小说都是转述语，那叙述语又在哪里？难道一个单引号就能改变叙述声音的性质？这两个例子说明的问题是，叙述语和转述语是相对的，转述语就是上级叙述主体声称或暗示并非由他直接叙述的话语。这样，我们既可以把鲁迅小说《在酒楼上》的“我”的声音、吕纬甫的声音、老发奶奶的声音都视为叙述语，也可以把“我”的声音视为超叙述层叙述者对“我”的声音的转述，把吕纬甫的声音视为“我”对吕纬甫声音的转述，把老发奶奶的声音视为吕纬甫对老发奶奶声音的转述。叙述语是实质，转述语是修辞技巧，凸现的是“主体冲突”(15)。任何叙述语，对上一级叙述者而言就是转述语。任何转述语，对下一级人物而言就是叙述语。 使用转述语并不具有改变该叙述的意义的作用，但是却可以改变该叙述的表达效果和风格。转述语分为四类：直接引语式、间接引语式、间接自由式、直接自由式。凡是有引导句的都是“引语式”，无引导句的就是“自由式”；“直接记录”人物语言(说话人物在转述语中自称为“我”)的就是直接式，叙述者用自己的口气把人物语言说出来(说话的人物就称为“他”)的就是间接式。(16)这个区分非常清晰，但是在操作的时候却会遇到麻烦。赵毅衡列举了两种情况，第一是“如果转述语中讲话者没有自称”时应当如何区分直接式与间接式，第二是“自由式与引语式的区分——引导句，在具体叙述中也会出现各种变体，引导句可以变得很模糊”。(17)在遇到上述情况的时候，接收者的感觉和判断就显得非常重要。事实上，在现代小说中，由于转述语常常故意模糊话语主体，让这四种转述语的界限非常模糊。例如，张贤亮的《肖尔布拉克》中的两段： a.你在全国跑了不少地方吧？可是你不到新疆，就不知道我们国家有多大。 b.我是怎么到新疆来的？那说来话长了。其实呢，我也应该算是回乡知识青年。 由于《肖尔布拉克》从始至终都是一个汽车司机在说话，司机自称为“我”，所以可以算是“直接式”，整个文本应该算是直接引语。然而，这个直接引语既没有引导语，也没有引号，只能算“自由式”，但它又有一个副标题“一个汽车司机的故事”和语气的引导，所以又像是“引语式”的。如果整个文本都是转述语，那么上面a、b两句中的问句又该怎么归类呢？我们发现，只有把司机看作叙述者，把他说的话都视为叙述语，才能将这两个句子与其余部分区别开来。我们先假定司机的话都是叙述语，那么b句中的问句是间接自由式的，这很明显，然而这个话语的声音源头又是“你”，“你”既是人物又是受述者。若将其看作受述者，又怎么能够将其理解为转述语？现在再来看a句中的问句的声音归属。它既像司机问搭车人“你”的话(因为根据下文b，“你”问司机时司机都被称为“我”)，也像搭车人“你”问司机的话(因为根据内容，只有司机才会在全国跑不少地方)。根据上下文反复揣摩，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这是司机问“你”的话，这个判断是根据语流、语气、风格以及后面那个“可是”做出来的。既然如此，它就应该是叙述语，但是因为是个问句，暗含了一个“我问”的引导语，所以它又好像是一个转述语。如果将其看作转述语，它应该归入哪一类，又很费周折。由于没有引导语，它应该算自由式，但是问句格式又相当于给它加了一个引导语，又像引语式。 这个例子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叙述语和转述语是相对的。只有把上一级话语看作叙述语的时候，下一级的话语才能被看作转述语。当我们确定一个话语为转述语的时候，上一级话语自然就成了叙述语。所以，所谓的转述语中的“引导语”，实质上就是一个把它所在层级的声音定位为叙述语的标志。第二，区分叙述语和转述语，并不是依据该话语的表面形式(有无引导语，有无人称变化)，而是根据该话语的声音源头到底处于叙述框架中的哪个部分来确定。又如《肖尔布拉克》的下一段叙述： 你(a)别看让人搭车是件小事。他招呼，你(b)停下，他上来，就这一眨眼的工夫，他的心里就会想：咱们(c)国家还是好人多哇!你(d)呢，一看他那副笑脸，心里也会暖呼呼的，开车也有劲了，人也不困了。我(e)倒不是个爱聊天的人，只要旁边有个人，我(f)就觉得不孤单了。 确定了有叙述语的大框架之后，这段文字中就有一些是转述语。a“你”应视为对受述者的称呼，因此第一句应视为叙述语。b、d两个“你”，是叙述者对自己的称呼，但是仍然应该视为叙述语，因为声音源头还是叙述者的。如果声音是叙述者的，为什么他自称为“你”呢？赵毅衡认为这种情况下的“你”是“‘我’的另一种说法”(18)。但是毕竟在语言中，“你”不可能指说话人自己，所以此处又像间接自由式转述语。也可看作声音源头从司机处跳到了叙述框架的背景深处，所以又像是司机引用框架的声音，像直接自由式转述语。而c“咱们”一句，从形式上看，前面有引导语，应视为“他”的自称，应该算直接引语。然而，又因为这句话应该视为“司机”对“他”心理活动的推测，所以这句话并不是“他”想的，而是司机想的，声音源头应该在司机处，看作“引语”就很牵强，所以又应该是叙述语。e、f两个“我”又回到了司机的那里，所以还是叙述语，但又像“假性直接引语”。在这个例子中，叙述者所处立足点在不断变化：有时立足在司机处，有时立足在框架深处，有时立足在司机所述的乘客“他”处。由于叙述者所处位置可以不断变化，我们就很难在一个叙述中确切分清哪个是叙述语，哪个是转述语。 由于存在各种复杂的情况，对叙述语与转述语的判断就有很多不确定性，形式上的判断和实质上的判断又有各种交叉，加上叙述语与转述语具有相对性，我们就更难确定一个叙述中的话语到底是叙述语还是转述语了。特别是在多层级叙述和意识流式的独自叙述中，叙述者声音和人物声音就更难分清。又由于叙述者形态的复杂性，叙述声音可能来自框架中的任何部分，它甚至可以来自人物，所以将叙述者与人物对立起来进行的叙述语与转述语区分在处理比较复杂的叙述声音的时候就会陷入困境。在如下几种情况中，我们很难判断该话语是叙述语还是转述语： 1.叙述中的设问句或反问句。梁军著《金瓶梅札记》第六回： 那么，读者一定会问，这位王六儿是何许人也？她凭什么能让西门庆这位久经沙场的前辈神魂颠倒、欲死欲活的呢？ 《玉梨魂》第一章： 梨花满地不开门，花之魂死矣。唤之者谁耶？扶之者谁耶？怜之者又谁耶？ 第一个叙述的形式是直接引语，但是声音来源却不是人物，所以又不能算转述语。由于有“读者一定会问”的引导语，所以又不能说它是叙述语。此类叙述假定引用读者的话语，也可理解为引用隐含读者或受述者的话语，然而它本质上是叙述者的话语。第二个叙述的问句声音源头并不清楚，似乎是几者的综合。反问句预设了一个答案，有时相当于预设发问者已有答案，有时相当于假定读者已有答案，所以也相当于引用了读者的话语，目的是增强说服性。有学者统计并发现在古代白话小说中反问句被“高频使用”，其作用是“教化功能的需要”(19)。《论语·学而》连用三个反问句，达到的正是这种效果。根据直观感觉，民初文言小说中反问句比古代白话小说还要多，大概是因为此期小说的说教氛围更浓。乔治·桑的散文《冬天之美》结束时说：“同家人围炉而坐难道不是极大的乐事吗？”(20)也可以视为已经为读者预设了一个答案。 2.叙述中的格言警句。格言警句既可以理解为叙述者说的，也可以理解为叙述者引用的话语，但该话语不是来自人物。中国古代小说中的“诗曰”，可以看作警句的变体。《西游记》第一回：“历曰：‘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天地交合，群物皆生。’”看起来很像转述语，但是声音源头并非人物，所以又不符合转述语的定义。 3.叙述中的常识。常识之所以是常识，就是因为假定作者、叙述者、人物、受述者、读者都知道且明白的话语。所以，它就既可视为叙述者的话语，也可视为对其他组件话语的引用。用“话说”引领的叙述可以算此类型中的一个亚型。《三国演义》第一回：“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话说”颠倒了动宾结构“说话”，“话”成了言语的主体，“说”成了动作，言说者就可以是叙述框架中的任何一个。 4.以“本文”、“本书”自指的叙述。《西游记》第一回：“这部书单表东胜神洲。海外有一国土，名曰傲来国。”叙述者以“这部书”自称。《红楼梦》第一回介绍书的复杂来历之后写道：“出则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那石上书云……”然后开始讲故事，叙述者就成了文本。既然叙述者并无一个确定的人格主体，我们又何以能够确定哪些话语是叙述者的话语，哪些话语是人物的话语？难道人物话语就不是叙述者话语之一？ 5.各类主体冲突过强的转述语。第一人称叙述中的直接自由式转述语，如果风格特征不鲜明，极易与叙述语混淆。对这一类，“转述语需要有很强的主体特征”(21)。对间接式而言，申丹认为“因为‘自由间接引语’在人称和时态上与叙述语相同，因此有时与叙述语难以区分……即便可以区分，我们也能同时听到人物的声音和叙述者的声音”(22)。她说的“自由间接引语”可能是“间接自由式”转述语，这种转述语也只能靠风格标注，若风格不明显，极难判断。由于中文没有时态接续性，两类“自由式”转述语都靠风格区分。而“引语式”转述语如果叙述主体特征过强，也会变成“假性引语”。申丹在讨论赵毅衡的转述语划分之后认为，“在没有人称或人称不起区分作用的情况下，由于无法断定转述语的时态，很容易出现直接与间接的两可型。”(23)转述语确实是叙述主体冲突的主战场，而斗争过于激烈的话又造成我们并不知道它是不是转述语。 介于此，本文认为叙述中的主体冲突还要远远复杂于转述语中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主体冲突，叙述框架中的各组件之间都可能产生冲突。为了说明主体间的冲突，第一个工作应该是分清声音源头是框架中的哪一个部分。上文提到的五类情况说明，叙述者的声音源头可能来自隐含读者(第1类)、文化框架(第2类)、叙述框架(第3类)、文本(第4类)、隐含作者(第5类)，叙述声音还可以来自人物，特别是第一人称叙述，我们可以认为所有声音都来自人物“我”，那它是叙述语还是转述语？叙述声音还可能来自作者和读者。每一种声音之中，都可能包含转述语，也可能被转述，这样就使整个叙述成为一个转述语大集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