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俄国形式主义传播对中国文论建构的启示 俄国形式主义在20世纪中国传播的几十年，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古今中外学术思潮碰撞交流的二十年。随着社会的变化和文学的发展，俄国形式主义历经了一个漫长而且曲折的传播过程，对于中国文论的建构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 首先，在架空社会背景、忽略理论的现实针对性、而企图抽象出一种理论模式的情况下，所引进的国外文学理论往往会产生“水土不服”而不易被接受，也难以和中国文论本身产生深入的交锋或者融合，即这样的文学理论不具备必然的理论适用性和有效性。 俄国形式主义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传播尤其如此，无论是对苏联国内关于它的批评，还是钱钟书先生对于它的肯定和应用，不但没有系统地展现这种理论的全貌，而且几乎没有涉及这种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具有的现实针对性。不能忽略的是，从社会发展情况来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处在激烈的动荡中，俄国沙皇专制的崩溃、革命气息的弥漫，无不影响着当时的文学研究，求新求变的思想成为一种现实的需求和结果；从思想发展情况来看，日内瓦语言学派、胡塞尔现象学和象征主义、未来主义等思潮在当时影响很大，为形式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则面临着民族独立自强的现实需要，社会始终处在动荡不安之中，文学也加入到实现民族独立自强的道路之中；从思想发展情况来看，从进化论到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等，以及中国传统的文化和文学资源，很少有与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基础相同或者接近的地方。因此，俄国形式主义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传播，既不具备相同或者类似的社会背景，也不具备相同或者类似的思想基础，这就决定了它在当时中国的环境下几乎没有太多的理论适用性和有效性。而到了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对于求新求变的需要、西方大量文学思想涌入，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俄国形式主义在中国的有效传播，其理论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就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因而产生了较为丰富的翻译和研究成果。 其次，大家都希望借助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打破传统的文学研究方式，确立现代文学理论的新范式。 20世纪80年代末，有学者认为，文学研究的重心应当关注作品的文本内部，因为作品本身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世界。(18)而文学的本体论，就在作品的形式结构，因为形式不仅荷载着内容，而且它本身就意味着内容，因此不仅要抛弃传统的内容决定形式的偏见，而且就应该根本上摒弃内容与形式的二元论分析模式。(19)更加需要注意的是，文学作品有其自身价值，它并不需要借助作品以外的其他东西来证明自己。内容与形式并非割裂为互不相容的两个对立的东西，而是相互融合在一起，统一于作品的语言结构中，因而语言性就是文学的根本特征。(20)这样，文学研究关键就在于“文学语言学”的研究，它可以包括日常语言与文学语言的关系，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行为，文学语言的信息交换，文学理论的语言分析等问题研究。这表明研究者们已经结合自己对文学的研究，通过对西方形式主义思潮尤其是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吸收，来促使我国文论研究重心由作者向作品的转化，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作品，把过去不予重视的作品形式与作品语言当做主要研究对象来看待。当然，这主要还是重在文学研究的新理论体系建构的过程上。 再次，有一些学者并不满足于新理论体系的建立，而是把俄国形式主义与西方其他现代文学流派的理论观点运用于自己的文学批评中。 中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讨论小说的艺术发展和技巧时，已经抛弃了从思想内容来进行文学批评的传统方式，而另外采用了俄国形式主义主张的结构功能分析方式，开辟了文学批评的新模式；(21)而把批评的重心落实在过去被视为雕虫小技的创作技巧上。(22)有些学者更是明确地以小说的形式问题为研究对象，说明了形式美在小说中的重要性，因而形式的演变就不能不是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的重大课题，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小说作品的发展趋向。(23)还有的学者对莫言等作家的小说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但基本是对某一作者具体的评论，他们也都是从作品出发，对作品文本的形式与语言表现出高度的关注，发掘作品本身的美与价值，是应该值得重视的动向。(24)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俄国形式主义及英美新批评和法国结构主义在中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俄国形式主义始终没有成为学术的主流观点，这是社会发展和理论选择的结果，既意味着中国文论的建构还有一段路要走，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中国学者在面对国外文学理论时的理论自信。 事实上，无论是我国的文论研究者还是文学评论者，都少有持绝对的形式主义观点的人，因为我们的几千年文论传统中就少有形式主义占主流的时候。我们向来就是重内容的国度，虽然《论语》中也讨论了诸如“虎豹之鞟”与“犬羊之鞟”的关系问题，并且子贡认为“文”、“质”是同等重要的，但是后来的朱熹批评了这种观点，认为这样就“无本末轻重之差”。(25)从中国历史的文论发展来看，固然有不少关于文学形式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文学形式具有的审美价值，但是更重要的是对于“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强调，是对于表现内容的形式的强调，形式还是服从和服务于内容的。这种文论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于俄国形式主义的接受。更何况形式主义思潮的不足也在提醒我们绝不能走到底，因而我国绝大多数学者都持圆融的态度，即便在强调形式结构的重要性时，都免不了仍要把形式与内容相统一，这或许是我国学术的优点，或许也是我们的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俄国形式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学术思潮再一次走进中国，并且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是，它在中国最终没能走上“神坛”。相反，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将之置于国外诸多文学理论之中的一维，在那个稍显盲目崇拜和跟随西方思想理论资源的年代，并没有对之进行盲目地崇拜和跟随。在今天看来，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至少证明了我国文学研究界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判断的标准，有了一些不那么自信的自信!试想，如果俄国形式主义不是随着欧美的学术思潮再次进入中国，还会不会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关注？如果没有对英美新批评和法国结构主义等的重视和推崇，俄国形式主义有没有可能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焦点？它的命运又将如何？历史当然没有假设，但是假设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历史。在肯定对于俄国形式主义的不那么自信的自信的同时，也要看到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乃至整个学术的不自信的地方，进而真正进行不同文化、不同学术之间的平等的对话交流，树立真正的学术自信!这一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