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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俄国形式主义传播的特点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到世纪末，俄国形式主义在中国经历了一个漫长并且曲折的传播过程，总的来看，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传播时间长，传播效果与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文学实践密切相关。从1936年算起，到20世纪末，总共64年。在这64年中，真正开始传播和研究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时间也就只有改革开放后的20余年。不过俄国形式主义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不受重视有一定的社会历史原因。作为一种文学理论，它反对19世纪存在于文学理论中的诸多关于文本理论的预设，尤其反对简单地将文本与世界等同，而极力主张从文学内部来研究文学、重视文学自身的形式及其自主性，以建立一门独立系统的学科为己任。这种理论诉求并不直接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危机和民族独立自强的意愿相一致，更为重要的是，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文学更多的是作为战斗的武器、作为唤醒民众的工具而存在。这并不意味着对于文学本身的研究不重要，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下，文学的社会作用被充分展现，从而成为国家、民族摆脱危机和自强的历史需求在文学领域的实践。 这一点从对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思潮的研究中就能看出来，当时“决定第二个十年文学基本面貌的，是革命文学思潮及其文学创作和人文主义美学思潮及其文学创作”，⑩尤其是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和“一二·九”运动爆发，文学的社会作用被广泛认可和极大运用。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形式主义没有得到重视似乎是一种合理的命运。另一方面，人文主义美学思潮虽然显得风花雪月、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发展的需求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它“与民族传统文化之间的贯通也超出于一般水平”、“文艺思想本质上是传承了五四文学的人文主义思想”，(11)为后来俄国形式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到了40年代，尽管有钱锺书对于俄国形式主义的认可、开始利用其理论来进行文学研究，但是由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而出现的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和沦陷区文学，“在相对独立的发展中有着大体一致的目标，就其主流来说，都较自觉地继承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革命精神和战斗传统，各尽所能地为民族解放的大业努力奋斗”，(12)对于文学社会作用的需求和发展显得更加急切和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加上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界对于俄国形式主义的翻译和介绍相对缺乏，共同导致了俄国形式主义未受到重视。 到了80年代，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改革开放的实施，人们开始对之前的文学进行反思，也开始对人本身和社会进行反思。同时，由于社会逐步发展和繁荣，人们对人生和未来充满希望，并且进行了许多尝试和探索。在这个过程中，已有的理论和方法逐渐不能满足人们对于新社会、新事物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学的理解和追寻。因此，大量涌入的西方理论既是改革开放的结果之一，也是人们在新的历史、社会条件和文学创作成果下的选择。这一时期的文学“以人的观念的现代思考、文学观念的多元发展、文学思潮与文学论争的频繁更替与发生、文学创作的丰富多彩与快速变化”。(13)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大众传媒的兴盛，“给中国文学带来新的生机与新的制约，文学要寻求自身的抗力”，以便在多元化文学格局中迎接挑战与考验，并在文学衰落的呼声中向本体回归：在与现实的关系上走向主动、表现空间拓展、文学过渡到个人化写作的机会和文学观念的进一步开放。(14)因此，随着西方学术思潮再次进入中国学术界的俄国形式主义，在满足人们对于文学的新需求和文学发展的新要求的情况下，得到了相当的重视。不但出现了一些间接和直接的译作，还被主动地运用到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之中，出现了很多研究成果。 二是翻译、研究和传播融为一体，处在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过程之中。对于中国学术界的大多数学者而言，以俄语作为学术语言的俄国形式主义的文献资料难以直接阅读，需要通过同时精通俄语和中文的学者将之翻译为中文。因此，对于俄国形式主义文献资料的翻译直接决定了它在中国是否能够被传播；而俄国形式主义理论能否满足中国文学实践的发展需要，则决定了它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传播和研究。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未被重视来看，《中苏文化》对于俄国形式主义的介绍主要是当时苏联国内对形式主义的讨论，而未对形式主义的主要理论家的代表性作品进行系统、全面的翻译和介绍。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对于俄国形式主义的肯定和运用，虽然准确把握了它的主要理论，但是也难以看到俄国形式主义的全貌和理论发展的脉络。可以说，这一时期对于俄国形式主义零星的翻译和介绍，与其研究的欠缺和传播的局限有着直接的关系。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西方学术思潮的涌入，对于俄国形式主义的翻译出现了新的特点：既有对于欧美世界学者对俄国形式主义的介绍和研究，也有对于部分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的代表性作品的介绍和研究，但是更多的却是对于英美新批评和法国结构主义的翻译和研究；同时产生了一批专门研究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作品和运用这种理论进行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成果，从而使得中国学术界对俄国形式主义经历了全面介绍、批判吸收和为己所用的不同阶段——尽管在为己所用方面还有很多需要做的事情。(15)正是这种较为全面的翻译、传播和研究，为俄国形式主义在新的社会和文学实践中的发展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纵观俄国形式主义在中国这几十年，翻译是其研究和传播的基础，研究是深化其理论影响的必要条件和增强传播效果的前提，传播是其理论被接受的渠道并且传播的形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理论被接受的效果。三者并不是截然分开甚至分裂的，往往传播的过程就是展现翻译和研究成果的过程，也是被接受和经受批评、碰撞和融合的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我国的学术研究逐渐重视与学术传播的结合，既通过学术传播实现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也通过学术传播增强了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实现了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交锋，并促使整个学术界进行全面、系统的反思和建构，这也是很多国外文学理论在中国传播的特点。 三是俄国形式主义的传播过程中形成了高等院校、学术界的专门科研机构和学术出版单位组成的“学术共同体”。为了适应国外文艺理论和哲学思潮的教学需要，部分高等院校开设了相关课程，从而促使那些出于教学需要的学者来翻译与编著俄国形式主义的相关理论，如北京大学胡经之主编的《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和《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一是作为高等院校的文科教材使用，一是作为教材的参考资料使用。(16)这样的课程设置就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懂得甚至是精通包括俄国形式主义在内的国外文艺理论的年轻学子，他们又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包括俄国形式主义在内的国外文艺理论的翻译和研究。可以说，这支年轻的学术队伍成为了后来的学术生力军，也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国内学术界对于外国文艺理论的研究和反思得以长时间地进行。但是，学术界不仅仅包括高等院校及其学者，也包括各类专门的科研机构和学术出版单位，他们共同联手、较为系统地出版了介绍当代西方学术思想的书籍和期刊。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等。(17)同时，《文学评论》和《文艺理论研究》等及时刊发了相关的研究论文，不但推动了研究的深入，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由此可见，在这个学术共同体中，教学、翻译、科研和传播是融为一体的，这也证明了前文观点的正确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学术共同体的形成意味着教学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一维，展现了教学对于学术研究和学术传播的积极推动作用，这不但是因为教学的需求直接决定从事教学工作的学者研究包括俄国形式主义在内的诸多国外文学思潮，编写能够满足教学工作需要的教材、出版相关的翻译之作和研究成果，从而多层面地推动了学术发展；而且通过教学工作培养出了一批学术研究的继承者，既实现了学术研究和成果的代际传承，也维系了学术研究队伍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甚至为学术传播工作培养了一批具有一定学术水准的从业者，增强了学术传播工作的学术性和主动性，使得学术传播也积极参与到学术研究中来，不但确保了学术研究成果的出版或者刊发，也开始主动引导学术研究工作的进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学术研究的前进脚步。这就提醒我们注意，学术成果的呈现不但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的“功劳”，而是他们与从事学术传播的学术出版机构共同劳动的产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