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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幻小说的乌托邦阐释 “科幻小说”被詹姆逊视为揭示乌托邦最恰当的文学形式。他追随加拿大著名科幻文学研究专家达科·苏文(Darko Suvin)，“相信乌托邦是科幻小说这一更宽泛的文学形式中的一个社会经济的子类型”(11)。或者说，科幻小说是大于乌托邦的文学形式，乌托邦属于科幻小说的一个子集。因为科幻小说中包含着对乌托邦的理解、认知、价值，这些乌托邦内涵的表达依赖于科幻小说的独特形式。《未来考古学》是詹姆逊全面、深入研究“科幻小说与乌托邦”的代表作，该书从科幻小说的特点、功能、文本解读三方面，揭示了科幻小说以“世界缩影”的手段，阐发人类在乌托邦幻想上的认知、局限以及选择的可能性。 首先，从科幻小说的特点来说，它在认知、实践两个层面上运行。在认知层面上，科幻小说依靠从未来想象现实进而把握、认识当前现实。詹姆逊指出，科幻小说本身是一种“文化征候”，“一种在特殊的历史时刻把握社会制度冷暖的特权途径”。(12)它创造了一种不同于历史小说的新时间观念，即“现时”是未来某一时刻的过去，而历史小说中“现时”则是过去的结果。当科幻小说从未来想象现时，其认识论价值便是让我们觉察所处生产方式带来的局限，也正是这种限制让人们的想象力陷入了困境。换言之，当奔驰的乌托邦之脚陷入当前的泥沼，想象那是地球引力本身的力量。(13) 在实践层面上，科幻小说把自身作为经验世界的实验室，以“世界缩影”的方法组建文本，而这种文本策略也是政治策略。詹姆逊认为，科幻小说在表达形式上制造出某种“认知抽离”效果，有些类似于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科幻小说的认知抽离意味着与现实拉开距离，凭借艺术的“异在化”进行社会批判。恰如马尔库塞所言：“艺术的世界就是另一个现实原则的世界，另一个异在的世界，而且艺术只有异在化，才能完成它的认识功能。”(14)以美国科幻小说家厄休拉·勒奎恩(Ursula K·Le Guin)为例，她在构思小说时常常切除经验现实，以抽象、简化的方式创造缩影式的新世界。如《黑暗的左手》(Left Hand of Darkness)力图勾画一个没有欲望和资本主义的世界，它由晚期资本主义的商业环境唤起；无处不在的商品、消费、享乐、沉溺、放纵等，激发作家思考缺失商品世界的样子。“剪除法”制造出的世界缩影，近似于一种反抗现实的政治立场。 其次，从科幻小说的功能来说，它在乌托邦的认识、力比多愿望的激发和实现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科幻小说与幻想小说不同，两者存在结构性差异。科幻小说侧重科学理性，以合情合理的推理、想象为乌托邦提供科学的认知论；幻想小说偏好基督信仰、魔法世界、自然崇拜等，代表各种审美声音和实践的大杂烩，它演绎的依旧是中世纪贵族的审美意识形态。只有当幻想小说的魔法世界不再怀旧，真正的乌托邦才会出现。从乌托邦的认识讲，科幻小说将乌托邦的理解从内容转向形式。科幻小说借助文学形式建立起独特的时间观念，如它描绘的未来并不是社会的真实未来，未来是“我们自己的过去的某个时刻的未来”(15)，当下则成为“某种即将到来的东西的决定性的过去”(16)。这种独特的时间结构把当下作为历史来理解，我们也正是从发自未来的乌托邦想象中获得了对当下的思考。因此，詹姆逊把乌托邦视为科幻小说的一个子变种。当后现代乌托邦作为政治话语寿终正寝之时，科幻小说又重新发现了它的乌托邦使命。 此外，科幻小说还依靠自身形式激发了人们潜在力比多愿望的满足。从精神分析的压抑与反应机制讲，科幻小说可以撇开科学认知，曲折地表达被现实压抑的情感、幻想、愿望。然而，科幻小说又提供一种象征性满足，用各种表达形式遮蔽欲望的存在。如科幻小说关于灾变暴力的描绘：倒塌的房屋、东京湾的水怪等其实都是托词，它们的意义在于激发人们深层的无意识幻想。或者说，科幻小说中暴力的叙述具有双重动机。一方面，它打破了中产阶级日常生活的烦闷；另一方面，它是对未能实现这种无意识幻想的一种怨恨和报复心理。(17) 再者，从科幻小说的文本解读来说，乌托邦是重要的阐释维度。《未来考古学》中科幻小说的乌托邦阐释可简要归为三类：其一，对异类生命的乌托邦想象。通过探讨外星异类生命的身体、性别、婚姻、社会制度等，表达对工业社会的深刻批判。如奥拉夫·史德普顿(Olaf Stapledon)(1886-1950)的《星球缔造者》，讲述在另一个星球中发现四种异类生命：软体动物(活动的船)，鱼类和生物学相近的蜘蛛类组成的共生生物群，鸟形的智慧生物群，植物人。这些异类生命都具有某些人类的特点，这也说明想象力总是受制于现存社会。詹姆逊指出，这部小说表现了社会文化批判的模式，它谴责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及对人性的剥夺。因为工业化被理解为诱惑，它讲求短期利益，阻碍自然进程，摧毁社会成就中一切积极的东西。 其二，对生产的乌托邦反思。从没有商品生产的社会，到商品极大丰富的社会，再到互联网的虚拟生产替代真实生产，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制造出新的乌托邦幻景。以勒奎恩的小说《失去所有权的人》(The Dispossessed)为例，孪生星球安娜瑞斯和乌拉斯意味着贫苦和富足的对立。安娜瑞斯星球代表老套的官僚制度；乌拉斯星球的商品化和过度审美则代表晚期资本主义。詹姆逊认为，科幻小说中呈现的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对立，与后现代“复杂与简单”的对立相关。因为晚期资本主义也是一种“弹性资本主义”，计算机化使情境生产和产品的系统变化成为可能，整个社会貌似具有多元性、差异性。实际上，互联网的集体性是乌托邦的一种替代或置换。后现代互联网的虚拟生产替换了以往的商品生产，新的生产逻辑正是鲍德里亚所说的“拟像生产”，也即德波的“景观社会”，它们呈现出网络生产的乌托邦幻象。 其三，对体裁不连续性的政治解读。“体裁性期待”也是解读科幻小说的重要工具，科幻小说中“体裁的不连续性”意在揭示乌托邦的伦理问题。如布赖恩·奥尔迪斯(Brian Aldiss)的《星河战队》(Starship)(1958)，该小说包含了多种叙事类型，如冒险故事、超自然故事、灾难小说等。每种类型的体裁性期待皆终止于不完全满足的时刻，继而被一种毫无关联的新体裁性期待所取代。詹姆逊指出，科幻小说体现了社会现象和梦魇的操作，形式本身意味着内容的一种投射，它掩藏着来自伦理、政治动机的压迫。奥尔迪斯意识到小说的政治性，各种叙事类型背后揭示出迥异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也即乌托邦的伦理问题。《星河战队》的结尾政治问题重新出现，飞船的伪宇宙探险变成人类对同胞的操纵，体裁小说终究成为政治寓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