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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形式、文本、乌托邦”的辩证法 詹姆逊探讨乌托邦的方法有些独特，他避开乌托邦内容的设想规划，将乌托邦发展成一种“形式的研究”。形式作为詹姆逊文学与文化批评的切口，在乌托邦研究中意味着方法的转向，即“乌托邦与形式”的结合。从文艺形式入手阐发乌托邦，乌托邦的政治性依存于文学性。詹姆逊在《未来考古学》中指出，乌托邦在传统上属于政治话题，但对文学形式来说，这又是一种不寻常的命运：乌托邦的文学价值长久以来备受质疑，因而在结构上其政治地位也暧昧不明。从形式思考乌托邦，“这一命题的价值在于将对乌托邦的讨论从内容上转移到了表现形式上”⑦。也就是说，詹姆逊的乌托邦侧重文艺形式的乌托邦阐释，乌托邦在这里成为一种阐释方法，即乌托邦文本与乌托邦政治相结合，以“文化的乌托邦”策略间接表达对政治乌托邦的追求。 在詹姆逊看来，立足于文艺形式的文本乌托邦阐释，必须区分出“乌托邦形式”和“乌托邦愿望”。前者指诉诸文字的书面文本或文学形式，后者指日常生活中的乌托邦冲动或乌托邦实践。乌托邦的文本阐释要首先明确乌托邦的冲动、愿望和实践的范围，以便从中获得阐释的层次视域。以莫尔的《乌托邦》为例，詹姆逊提出两条研究脉络：其一，希望实现的乌托邦计划；其二，在不同表现形态和实践中隐晦的各种无处不在的乌托邦冲动。其中，第一条脉络是系统性的，包括政治实践、文学文本形式、目的性的群体组织、空间城市等；第二条是晦涩的乌托邦冲动，它具有幻想性，也是意识形态的诱饵，主要包括政治和社会理论、民主和自由改革、纪念性建筑等。 划分莫尔乌托邦的内容，目的在于破解乌托邦的层次内涵。詹姆逊参照布洛赫的乌托邦研究，指出“总体性”是乌托邦范畴的特点。它决定了乌托邦的实现形式：乌托邦城市、乌托邦革命、乌托邦公社或村庄、乌托邦文本等。这些形式之间的根本差异已经合法化，也更符合审美地满足文学形式的需求。詹姆逊发现，布洛赫的解释学包含了“从形式到内容”的过程，即先明确乌托邦的表达形式，而后破译形式背后的乌托邦冲动。的确，布洛赫成功地实现了乌托邦与大众文化形式的结合。乌托邦形式涵盖了所有生活、文化和心理领域，其范围可谓包罗万象，“从游戏到专利药品，从神话到大众娱乐，从肖像画到技术，从建筑到性爱，从观光旅游到玩笑和无意识”⑧。 最终，詹姆逊从布洛赫那里获得了解读乌托邦文学的方式：身体、时间、集体性，并以四个层次来表达乌托邦讽喻文学的阐释视域，从低到高依次是：乌托邦实施(文本)、身体(讽喻的)、暂时性(道德的)、总体性(神秘解释学的)。其实，詹姆逊诠释乌托邦文本的层次，与《政治无意识》提及中世纪神学、弗莱的诠释模式相类似。中世纪四层次阐释系统是直义的、寓言的、道德的、神秘解释的。弗莱改造后的四层次系统是文字的(literal)和描述的(descriptive)、形式的(formal)、神话或原型的(mythical or archetypal)、神秘解释的(anagogic)。从这些模式的类比中可以发现，詹姆逊乌托邦阐释的起点是文本形式，然后揭示形式的讽喻意义，逐步上升至道德、神秘解释的层面。可见，“形式、文本、乌托邦”在詹姆逊乌托邦观念中是统一的，它们构成一种辩证的乌托邦思想。一方面，形式、文本意味着乌托邦研究的出发点，乌托邦内涵的阐发必须以它们为前提。另一方面，乌托邦内涵深化了对形式、文本的认识，使得文本性与政治性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事实上，“形式、文本、乌托邦”的统一性寄予了詹姆逊全新的乌托邦思想，并通过他对乌托邦的存在、内容问题的思考，真正架起乌托邦“从文本到政治”的桥梁。从乌托邦的存在看，詹姆逊既吸收布洛赫的乌托邦本体论，又坚持乌托邦是一种具体的分析方法，即乌托邦是“本体论和方法论”的统一。布洛赫的乌托邦本体论，启发詹姆逊思考文化制品中普遍存在且被压抑的乌托邦欲望。詹姆逊认为所有当代艺术，无论高雅文化的现代主义，还是大众文化中各种通俗、冒险、哥特、科幻和侦探类作品，都将人们对生活的幻想作为潜在动力，而表面则采取歪曲、压制、移置等“无意识的形式”。因此，探寻文化制品中的乌托邦冲动及欲望，成为文本阐释的重要任务。这要求把乌托邦理解成一种文本分析方法，将其视为文化文本的内在分析维度，而不是阶级斗争、革命斗争的工具。 从乌托邦的内容看，詹姆逊赞同阿多诺的“非同一性”思维，从差异性反思乌托邦的集体主义、极权主义倾向，倡导“同一性和非同一性”相结合的乌托邦。詹姆逊在《晚期马克思主义》中指出，阿多诺的“同一性”和马克思主义的“交换体系”大致相同。但是，交换体系或同一性不能替代偶然、孤立的事件。或者说，交换关系、同一性就像“普遍”，使用价值、非同一性就像“特殊”，“说‘特殊’是在强调‘普遍’，不管你用这些词继续做什么”⑨。所以，詹姆逊主张从“非同一性”认识“同一性”，它们之间差异和共性并存。以卡夫卡的短篇小说《歌手约瑟芬纳，或鼠人》为例，约瑟芬精湛的演唱技艺使其赢得称赞和热捧，这表明她与人民的差异、非同一性。约瑟芬认为正是自己的歌声将人民凝聚在一起，大家应该答应她要求放松、休息等特权。但是，人民无视约瑟芬的特殊要求，约瑟芬伤心地选择离开人民，可人民并未感到蒙受任何损失。詹姆逊认为这个文本以艺术家的寓言再现了社会，表明彻底抹杀差异性的同一性意味着极权主义政治，约瑟芬的故事揭示了从艺术差异性到社会同一性的逆转，“差异被同一性抹去，但只有它能在一瞬间揭示出同一性”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