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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一波特别是第四波民族主义则是被殖民者民族主义认同建构的典型情形。第一波民族主义——美洲模式的民族主义，即指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南北美洲的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它起源于欧裔最初海外移民“受束缚的朝圣(pilgrim)之旅”。由于美洲的殖民母国(英国、西班牙、葡萄牙、西班牙等)对美洲殖民地进行制度性歧视，当地的欧裔移民的社会与政治流动被限定在殖民地范围之内，而这种歧视与殖民地边界重合，所以欧裔移民被迫将殖民地想象成他们的祖国，将殖民地住民想象成他们的民族，而在语言上则通过学校教育、印刷媒体、行政律令等制度措施与母国(而非美洲当地)保持一致。朝圣的欧裔海外移民官员与地方上的欧裔海外移民都在美洲反母国的民族主义独立运动中扮演了决定性的历史角色。这是移民反对殖民母国的重建民族主义认同的情况。现代世界最早的民族主义就这样发轫于共同殖民反抗的苦难经验，在现代印刷资本主义文化传播手段的推动下，在美洲克里奥尔共同体的基础上确立起了现代民族认同。 而安德森所说的最后一波(第四波)民族主义——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亚非洲殖民地民族主义，就是对于官方民族主义的另一面——帝国主义——的反抗。这波民族主义可以说是典型的殖民地民族主义。在这种民族主义的认同建构之中，具有识字能力和双语能力的知识分子阶层在其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因为阅读印刷品的能力使得那种漂浮在同质的、空洞的时间里的想象的共同体成为可能，双语的能力则意味着可以经由欧洲语言接触到最广泛的现代西方文化，尤其是可以借鉴其他地方产生的民族主义、民族属性和民族国家类型等经验。知识分子阶层之所以地位重要，还由于在殖民主义体制之下，本地人很难形成大地主、大商人、企业家和其他专业阶级，本地人不能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于是，责无旁贷，这些由帝国主义的殖民政府在殖民地实施的“官方民族主义”的殖民政策通晓双语的精英就成了潜在的最初的殖民地民族主义者。而且，亚非殖民地民族主义认同也把受到歧视性的殖民地行政体系与教育体系对于殖民地民众加以限定的殖民地范围视作想象民族的领土范围，于是殖民地的边界也最终被认同成为亚非受殖者“民族”的边界。在这一点上，它与美洲模式的民族主义相似。 总之，拉美和亚非殖民地民族主义虽然都是对于殖民统治反抗下的主动建构下的产物，但这种认同建构倾向于一个不变的本质化的身份，这种本质化的认同建构在殖民关系下是有利于进行广泛深刻的反殖民社会动员的。民族权利的维护被受殖者看作对付殖民者民族压迫的有力矫正工具，民族权利本身可以是一种纠正错误、补偿民族主义的受害者的方法。受殖者民族权利的维护常常通过民族国家的建立来获得，民族的自决权被广泛定义为“一个民族——如果它希望的话——有权独立于外族统治，即它可以在一个它生活并构成多数人口的土地上建立一个主权国家。”[5]50民族主义赋予民族国家以合法性，而现代国家的制度建构使民族主义的认同获得政治实体的保障。正像霍布斯鲍姆形容的“一旦‘民族’概念脱离了‘民族国家’这一实体，就会像软体动物被从其硬壳中扯出来一样，立刻变得歪歪斜斜，软软绵绵。”这只是就“政治民族”层面而言的，而在“文化民族”的维度，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自决体现了受殖者集体安全与情感满足的需要，是个体寻求其民族身份得到公共表达的过程，希望使得自己的文化得到尊重和真正平等的对待。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使用的加强被殖民者民族认同的手法与殖民者的民族建构如出一辙，他们把被殖民压抑的或者失落的传统如民歌、语言、文学、服饰和风俗习惯，古老的象征、神话和仪式，凡是一切有一定独特文化与审美意义上的事物都被发掘出来，赋予积极的意蕴，为崭新的民族认同建构效力，这被英国左派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称为“发明传统”，“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征，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着与过去的连续性。”[6]2 其实，在本·安德森的民族主义认同建构话语之前，包括前已提及的1930年代的法国“黑性(Ngritude)运动”话语，法农的民族文化论等具有强烈二元论的本质化的民族认同主张，都归属于早期反殖民民族文化认同的话语谱系，并直接启发了后世的后殖民民族认同话语。但最为直接启发以后结构理论为理论基石的典型后殖民民族认同理论(如霍米·巴巴)的则还要数本·安德森的相关理论。在本·安德森那里，我们已经看到了对于本质主义化的民族认同的深刻揭露，民族身份认同的想象的建构性被呈现了出来，为后殖民的民族身份认同话语奠定了基础，巴巴不过是在逻辑上将这种具有浓厚后现代色彩的建构性更进一步解构化而已。可以说，安德森对于盖尔纳的批判也适用于对后来巴巴等后殖民主义对于民族身份认同解构的潜在批判。与盖尔纳强调民族建构的“虚假性”略有不同，巴巴在理性解构民族认同的同时，忽视了民族建构一旦形成则对于共同体文化认同心理上产生的实体性情感效应所带来的巨大凝聚认同作用，而后者恰恰不能够被巴巴所设想的那样轻易解构。 本·安德森的对于民族主义的谱系梳理强调了与殖民主义、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相互关系，打破了西方民族主义研究话语的欧洲中心主义，这为后世的典型和非典型的后殖民民族认同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爱尔兰裔安德森对于民族主义积极与消极功能等两面性的评价，与巴勒斯坦裔著名后殖民理论家爱德华·赛义德的相关立场有相似之处。而且，安德森作为西方民族主义起源论中“现代派(建构论)”的代表，除了受到“原初派”的批判外，还受到了土耳其裔后殖民理论家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中以独特中国历史为例的批驳：中国早在西方民族主义产生之前，就有了类似于西方那样的“民族”想象(但杜赞奇也有其盲点：尽管汉民族、“华夏”族、中国王朝国家早已形成，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则确实主要是根源于西方民族主义的传入、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和抗日战争)。前述的后殖民理论先驱查特吉在研究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名著《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中则对《想象的共同体》提出了另一种批判：虽然安德森认识到了“民族”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但他却完全忽略了民族主义如何建构“民族”意识形态的具体建构过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