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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起来看，后殖民主义及其理论家对于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持有相当复杂的看法，甚至同一位理论家往往也持看似相互矛盾的见解，实质上他们是根据不同的历史情势调校其理论主张的，绝不固持某一抽象原则，比如赛义德总体上对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较为警惕：但他常常也因时而变，肯定特定情形下的民族主义。下文将主要考察典型后殖民民族认同解构理论的起源问题。 谈到后殖民民族主义认同政治及其话语的起源问题，我们就不能绕过“提出系统的后殖民民族主义起源理论”[2]417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这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首部产生国际影响的现代民族主义与后殖民研究的经典著作。在该书中，安德森探索了民族认同本质的想象建构特征，提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的论断，继而在此基础上勾勒出了西方民族主义与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认同的产生条件与起源谱系，具有强烈的后殖民历史特征。安德森指出，民族、民族性以及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人造物(cultural artifacts)”，这些人造物“之所以在18世纪末被创造出来，其实是从种种各自独立的历史力量复杂的‘交会’过程中自发地萃取提炼出来的一个结果；然而，一旦被创造出来，它们就会变得‘模式化’(modular)，在深浅不一的自觉状态下，它们可以被移植到许多形形色色的社会领域，可以吸纳同样多形形色色的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组合，也可以被这些力量吸收。”[3]4安德森将民族界定为“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对此，作者强调了四个方面的含义：想象的、有限的、有主权的、共同体的。“想象的”是指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都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却相互联结、彼此活在每一个成员心中，是因为他们都在想象中建构了自己民族的意象；“有限的”是指的即使是最大的民族也不会把自己想象为等同于全人类，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有限的边界，从而民族想象也是有限的；“有主权”指的是虽然每个民族都梦想成为自由的实体，而衡量这个自由的尺度与象征的就是主权国家，因此民族被想象为在政治上拥有主权；“共同体”是指尽管每个民族内部存在着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但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而平等的同志般的爱，并且被想象成为一个有着众多成员和广大地域，同时又有着相同文化根源与一致利益的共同体。这些特殊的文化人造物会引发人们深沉的依恋之情。而另外一位民族主义理论家盖尔纳(E.Gellner)则将安德森的逻辑不适当地推向了极端：“民族主义不是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民族主义发明了原本并不存在的民族。”[4]169安德森对此不以为然，批评他“太热切地想指出民族主义其实是伪装在假面具之下，以致他把发明(invention)等同于‘捏造’(fabrication)和‘虚假’(falsity)，而不是‘想象’(imagining)与‘创造’(creation)。”[3]6 “想象的共同体”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心理学上的“社会事实”。西方的民族主义认同的这种想象共同体诞生于两个历史语境之中。其一是认识上的先决条件，指的是中世纪以来包括世界性宗教共同体、王朝以及神谕式的时间观念的没落等因素在内的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所发生的“根本变化”，只有这三者构成的“神圣的、层级的、与时间终始的同时性”的旧世界观在欧洲人的意识中丧失了霸权地位，人们才可能开始想象“民族”这种近代“世俗的、水平的、横断时间的”新共同体。而18世纪初兴起的两种想象形式：小说与报纸“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共同体提供了技术的手段”，因为他们的叙述结构呈现出“一个社会学的有机体依循时历规定之节奏，穿越同质而空洞的时间的想法”，而这恰好是民族这个“被设想成在历史之中稳定地向下(或向上)运动的坚实的共同体”的准确类比。“想象民族”的第二个条件则是社会-结构上的，是“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而这三个因素之间“半偶然的，但却富有爆炸性的相互作用”促成了拉丁文的没落与方言性的“印刷语言”的兴起，而以个别的印刷方言为基础而形成的特殊主义的方言-世俗语言共同体，是“民族”的原型。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解释了民族建构中的两个值得注意的要点：“首先，这意味着民族被认同于特定的领土，世界的某个部分，这个部分作为它们民族的历史性家园对他们来说是有意义的；第二，这意味着民族主义和民族身份总是不但要建立在对一个共同体和他们可以居住在一起的领土的想象上，而且也建立在对如何把不合适的人排除出去并划出边界的想象上。”可以说，安德森是从时间与空间的两个维度揭示了欧洲民族起源的：“民族通过用一种新的时间感(一种线性的‘历史’而不是循环的时间感)和一种新的空间感(世界被划分成边界明确的‘领土’)代替了更宽泛的、‘垂直’有序的宗教和王朝的社会组织形式”，从而为现代世界中的人们提供了抵御不安全的现代性的一种身份意识与安全感。 安德森发现，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认同建构的起源与发展与西方殖民主义历史进程紧密关联，他在勾勒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的历史地形图时，将整个世界民族主义的散布、发展进程分为四个阶段——也就是所谓的四波民族主义浪潮：第一波是美洲大陆欧裔海外移民想象的民族主义，第二波是欧洲群众性语言民族主义，第三波是欧洲官方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第四波是亚非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其中“第三波”民族主义(即19世纪中叶以降在欧洲内部出现的所谓“官方民族主义”(official nationalism)的一部分就属于殖民民族主义。此一时期的“官方民族主义”是鉴于欧洲各王室为对付1820年代开始出现于欧洲的“第二波”民族主义——受到欧洲各国共和浪潮推动的群众性语言民族主义——应运而生的。旧统治阶级为了避免被群众力量颠覆，这些君主制王朝国家干脆借机收编民族主义原则，利用国家行政的力量，逐步确定了某种语言作为国家语言。于是，原本只有横向联姻、缺乏明确民族属性的欧洲各王室竞相“归化”民族，向特定民族认同靠近，并由此掌握了对于建构起来的“民族想象”的诠释权。然后，再施以由上而下的同化教育工程，最终达致控制群众效忠、巩固王朝权位的目的。比如，奥匈帝国约瑟夫二世在1880年代决定将国家语言从拉丁文改换成德文，就是因为他认为中世纪贵族的拉丁文行政体系无法有效整合控制自己的民众，要使得整个帝国联成一体，他选择了德语作为统一性语言，到了19世纪，德语逐渐获得了一个双重地位：既是普遍的-帝国的，又是特殊的-民族的。官方民族主义是民族与王朝制帝国的刻意融合，在国内可以说是针对群众性民族运动的“内部殖民”。在海外，他们以帝国主义的名义在征服的亚洲、非洲的领土上推行类似的统治策略，以创造被殖民者效忠。典型的例子有大英帝国殖民官僚马考莱(Macaulay)在印度推行的英国化政策，另外还有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对内的官方民族主义与对殖民地朝鲜的日本化政策等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