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葛兰西转向”最早起源于文学研究领域，是以威廉斯的文化主义与伊格尔顿的结构主义之间的论争为开端的。葛兰西转向作为新的理论范式，在为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带来新的发展契机的同时，也促进了英国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诞生。受葛兰西理论的启迪，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逻辑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有效创新。英国后马克思主义文论则通过解构葛兰西的理论，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逻辑，这也昭示了葛兰西所开辟的马克思主义创新路向的失败。借助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探讨了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并从话语实践角度分析了日常经验与文学艺术，英国后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则分析了主体以及文学阅读的话语建构。 关 键 词：葛兰西转向/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英国后马克思主义文论/霸权 作者简介：李永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经历了文化主义、结构主义和葛兰西转向等三次理论范式转换。1980年前后，威廉斯与伊格尔顿等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正是因为受益于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才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扬其分别力主的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理论范式之所长，并规避甚至抛弃其所短。与此同时，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逻辑的英国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诞生与发展也与葛兰西转向有直接关联。很多研究成果尽管注意到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葛兰西转向，但却没有注意到英国后马克思主义文论也是追随葛兰西转向出现的。本文正是基于此，考察了葛兰西转向与英国两个马克思主义文论流派之间的关系。 “葛兰西转向”，最早是斯图亚特·霍尔和托尼·本尼特等理论家在梳理文化研究的历史时提出的重要概念。霍尔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中指出：“文化研究通过运用葛兰西著作中探讨过的一些概念，试图从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著作的最好要素中推进其思路，最大限度地接近于这一研究领域的需要。”①这是因为，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是完全对立的”。“在‘文化主义’当中，经验就是特定的场地——‘亲历的’领域，意识和产生意识的条件在其中相互交叉；而结构主义则强调‘经验’不能被定义为任何东西的场所，因为人们只能在各种文化范畴、分类和框架之中并通过它们去‘感受’和体验自身的生存条件。”②与霍尔的观点相似，本尼特也指出：“从更为一般意义上来看，葛兰西著作中的批判精神完全没有大众文化批评家让人无法忍受的傲慢态度，同时也不会发展成为一种广受赞誉的民粹主义，在避免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各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同时，也对其提出了明确的反对。”③针对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所存在的不足，霍尔与本尼特都认识到葛兰西转向能够为文化研究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本尼特指出，葛兰西将大众文化“看作是一个由各种压力和倾向所建构的关系的角力场。这样一种理论视角能够使处于危机之中的大众文化研究在理论与政治方面获得实质性的重构。”④ 当然，正如“文化研究原来起源于文学批判传统”⑤的观点所断定的一样，“葛兰西转向”其实早已于20世纪70年代出现于文学研究领域，并以雷蒙德·威廉斯与特里·伊格尔顿之间关于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论争为开端。伊格尔顿在1976年突然以一副阿尔都塞忠实信徒的面孔对其学术引路人威廉斯展开了理论围剿。他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中指出：“雷蒙德·威廉斯的著作作为唯物主义美学最为重要的代表之一，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人本主义’和唯心论的瑕疵。”⑥伊格尔顿之所以敢于提出如此大胆的论断，是因为在他看来，威廉斯除了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外，早期还受到利维斯学派的影响，并以利维斯学派的自由人文主义为基础提出了“社会主义人文主义”观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左派利维斯主义者”。“因此，威廉斯所要努力实现的目标是探索个人感觉经验背后的隐含意义，并将这些意义有机地转化为方法、概念和策略；这也是人们对一个由剑桥学派所培养出来的最为著名的社会主义思想家最为自然的期待。威廉斯也像考德威尔，几乎没有使用构建社会主义批评的文献材料——颇具反讽意味的是，他在《文化与社会》中因追溯社会传统而导致的这种缺失，却成为他在政治上一以贯之的保守表现之一。”⑦ 面对伊格尔顿的批评，威廉斯并没有做出明确回应，但“在1978和1979年出版的两部小说却是对伊格尔顿的最好回答”⑧。这两部小说分别是《志愿者》与《为马诺德而战》，主要论述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借助文化认同保持团结的重要性。《志愿者》主要描写了记者刘易斯·瑞费恩自愿秘密调查一场凶杀案的过程。在为公正而不断追寻案件真凶的过程中，瑞费恩加入了一个秘密的地下组织——志愿者世界。他从此经常面临在道德良心与对组织的忠诚之间做出抉择的难题：他一方面是凶杀案的局外人和地下组织的揭秘者，另一方面又必须抛弃原本的志向，自愿成为地下组织的合作者。威廉斯藉此意在说明，人与其所处的社会是无法分离的，即使有时试图保持独立，努力作为“志愿者”或“局外人”，那么这种自愿只是一种“潜在可能，也存在着某些障碍”⑨。在《为马诺德而战》中，威廉斯主要描写了针对在威尔士的新城市规划过程中出现的腐败与投机，马修·普莱斯和罗伯特·雷恩作出完全不同的反应。通过两人对当地人的未来生存所展开的激烈争论，威廉斯指明：“为了再次确证某些或者某一可能性，必须紧紧抓住不太明确的文化认同的概念，因为它在稳定性日渐消失且群体无法共享的历史时刻能够带来团结和共同体。”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