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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威廉斯的反应不同，安东尼·巴奈特在《雷蒙德·威廉斯与马克思主义：对伊格尔顿的反驳》中对伊格尔顿提出了强烈批评。他认为：第一，伊格尔顿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只以威廉斯的早期著作为依据对其提出批评。“伊格尔顿的文章显然只对威廉斯著作中的‘第一类’做了评价。”(11)其实，威廉斯的学术著作按时间先后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出版于1960年前后的分析资本主义文化变迁的著作；第二类是出版于1968年及其之前的论述戏剧的著作；第三类则是出版于1968年以后的研究语言与社会的著作。“戏剧研究著作事实上受到极大的贬斥，因为伊格尔顿似乎将威廉斯的戏剧理论看作是他对其学术兴趣的极不严肃的转移。”(12)第二，伊格尔顿对威廉斯“经验”概念的理解存在偏差。伊格尔顿尽管正确指明了“经验”对于威廉斯而言在认识论层面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以及在方法论层面所存在的缺陷，但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一问题。因为，“威廉斯对经验概念的使用是从利维斯以及《细绎》继承而来。但是，与利维斯不同，在威廉斯看来，经验并不是一种一成不变或形而上的价值——主观判断所依赖的唯一发挥规范作用的标准。经验也应该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他指的是‘突显对一种经历的感觉以及对改变该经历的各种方式的感觉’。”(13) 伊格尔顿与威廉斯及其拥护者之间的论争尽管开始时轰轰烈烈，但很快就偃旗息鼓，还推动了新的理论范式——葛兰西转向的到来。当然，作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理论范式转换，葛兰西转向既促进了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也促进了英国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诞生。首先，葛兰西转向使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成功地摆脱了当时所面临的困境，为此后的发展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威廉斯与伊格尔顿经过这场论争都意识到，无论是文化主义还是结构主义都存在着无法弥补的缺陷，只有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才可以使他们既能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又能将这两种范式各自拥有的理论活力充分发挥出来。其次，因葛兰西理论的独特性及后结构主义理论在英国的传播，葛兰西转向也成就了英国的后马克思主义及与其相伴而生的后马克思主义文论。“对拉克劳和墨菲来说，在关于霸权的本质的争论中，葛兰西确实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水岭：走向一种‘结合原则’。”(14)受这股思潮的影响，斯图亚特·霍尔、托尼·本尼特等一批理论家开始解构超验主体、强调话语分析，表现出与威廉斯、伊格尔顿完全不同的理论旨趣。因此，受葛兰西理论的启迪，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逻辑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有效创新。英国后马克思主义文论则通过解构葛兰西的理论，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逻辑，这也昭示了葛兰西所开辟的马克思主义创新路向的失败。 葛兰西转向使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抽象思想体系向日常体验和话语实践层面转化，并更多地与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结构与功能分析相联系”(15)。葛兰西认为的霸权是：“1.人民大众对于主要统治集团强加给社会的总体趋势的‘自发的’赞同；这种赞同是由统治集团在生产领域中的地位和职能而享有的‘威望’(以及随之而来的信任)‘历史地’促成的。2.国家机器实施强制性措施，它‘合法地’把命令强加给那些既不积极也不消极的‘赞同’的集团。然而，它是在自发赞同不能实现、控制和管理处于危机之时在整个社会中发生的。”(16)从宏观上看，霸权理论指明了不同阶级的协商要涉及到经济、政治等复杂的社会结构问题；从微观上看，霸权理论深入到日常生活层面，分析了不同阶级为形成自发“赞同”而在语言与体验等层面所进行的权力协商。霍卢布指出：“霸权这一概念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集团强制性地运用政治社会的国家机器维持现状的方式，并且能够使我们理解，政治社会，特别是市民社会包括教育、宗教和家庭以及日常生活实践的微观结构等，如何以及在何处有助于促使意义和价值的生产，这些意义和价值指向并维持社会上的各个阶层‘自发的’赞同同一社会现状。”(17) 从宏观上看，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借助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命题——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威廉斯认为，基础与上层建筑等概念长期以来被看作是“带有凝固性质的某一‘领域’或某一‘范畴’的观念”，“这些术语的物质凝固性的意义一直在阻碍着我们”。事实上，基础“是一种动态的、充满内在矛盾的过程——包含着现实人们和由他们构成的阶级所进行的种种具体活动，以及一系列从协作到敌对的活动方式”，以此为基础才能“推导出‘上层建筑’的多变过程”(18)。威廉斯的这一分析尽管更为符合现实社会的实际情况——无论是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不是静态的、抽象的，而是一系列不断变动的复杂社会关系，但却为进一步阐释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带来困难，因为传统的决定论“不过是使那些具体的、总是相互关联的决定因素变得神秘化而已”(19)。在分析了决定、生产力等相关概念的缺陷之后，威廉斯认为，霸权作为一种“探究方法可以应对同样的问题，而且这种方法更直接地定位于文化过程和文化关系的研究”(20)。这是因为，霸权作为“一种包容性的社会构形和文化构形。这种构形确实有效地扩展到并包容了生活经验的全部领域，它确实形成了这种领域，又从这种领域中形成了它自身”(21)。 与威廉斯借助霸权的动态性探讨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不同，伊格尔顿则从获取赞同的具体方式这一角度出发，详细分析了基础与上层建筑所发挥的作用。在他看来，“我们可以把霸权定义为整个实践策略，统治权力则通过这些策略从被统治者那里获得对其统治的认同”(22)。由此出发，伊格尔顿对上层建筑做了明确分析。“上层建筑把政治的一定范围的意识形态的功能具体化为固定的本体论范围。而且仅当某一习俗或社会机制通过一定的方式支持一系列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时，它的行为才具有上层建筑的性质。因此，某一社会机制这一时刻是上层建筑的，但在另一时刻却又不是。因此，在这一点上，这一机制的各种功能也许是相互冲突的。”(23)作为具有本体论性质的社会领域，上层建筑能把可能发生冲突的各种意识形态实践集中起来，共同维护那些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与物质利益。上层建筑之所以能发挥这种作用，是因为“基础是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政治力量所不可逾越的外部界限或最终障碍，它既对政治变化所需的动力发挥抵制作用，也在其动力匮乏时揭示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它不论在其他方面对政治产生何种影响或者直接与其达成妥协，但其作用却一直存在”(2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