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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微观上看，葛兰西霸权理论所包含的存在于意指层面的协商意义，促使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从语言和意义等层面对日常体验与文学批评展开分析。“霸权或多或少总是由各种彼此分离的甚至完全不同的意义、价值和实践适当组织结合而成；依赖这些，霸权具体地组构为有意义的文化和有效的社会秩序。”(25)在他看来，霸权既涵盖了文化与意识形态，又通过将两者融合而形成对它们的超越。因为，霸权一方面“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讲就是一种‘文化’，而文化又不能不总被看做是那种实际体验到的、特定阶级的主导和从属”(26)；另一方面又注意到这些主导和从属关系“在形式上体现为实践意识，它们实际上渗透了当下生活的整体过程——不仅渗透到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中，也不仅渗透在明显的社会活动中，而且还渗透在由也已存在的种种身份和关系所构成的整体中，一直渗透到那些压力和限制的最深处——这些压力和限制来自那些最终被视为某种特定的经济体系、政治体系和文化体系的事物”(27)。霸权在指明文化自身存在权力分配及主导和从属之间的关系的同时，也将作为思想体系的意识形态引入现实生活，并强调作为实际被体验到的意义与价值体系的意识形态既涉及到社会的公共领域，也存在于私人的日常生活。因此，霸权“是指一种由实践和期望构成的整体，这种整体覆盖了生活的全部——我们对于生命力量的种种感觉和分配，我们对于自身以及周围世界的种种构成新的知觉体察”(28)。 伊格尔顿主要借助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从话语实践的角度对文学艺术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葛兰西著作对文学批评的重要启示是“把注意力从分析名为‘文学’的客体转向对文化实践的社会关系的分析”。“这一趋势在不那么灵巧的生手那里可能很容易被拜物化，正如对一个文学文本中的部分‘假定性’作忸忸怩怩、漫不经心的漠视会为一种新的时尚——把产品分解成过程——大开绿灯。”(29)在提出把文学当作文化实践并分析其背后社会关系的同时，伊格尔顿也意识到其中所隐含的风险是只注重分析文学艺术的物质性，而不关注文本的社会建构过程。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批评要关注文学艺术的修辞问题。“‘修辞’这一术语既指有效话语理论又指这种理论的实践”。话语理论“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就是要把话语和权力的表述进行系统地理论化，并且以政治操作的名义进行：丰富意指的政治效应”(30)。在《文学理论》中，伊格尔顿充分贯彻了这种文学批评观念，从政治批评的立场上审视了20世纪的重要文学理论流派。“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历史的一部分”，“我用以对抗本书所阐述的这些理论的并不是一种文学理论，而是一种不同的话语——叫它‘文化’也好，叫它‘表意实践’也好，或无论叫它什么，都并非十分重要——它会包括其他这些理论所研究的这些对象(‘文学’)，但它却会通过将其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的语境之中而改变它们。”(31) “葛兰西转向”在为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开启新的探索空间的同时，也与后结构主义的接合而形成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拉克劳指出：“对于我们所喜爱那种特别类型的马克思主义来说，葛兰西的中介是至关重要的。《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建构的所有基本范畴都起于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的解构，而重新阐发葛兰西的范畴一直是我作品的主旋律。”(32)葛兰西的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点，是因为霸权作为一种宏观的结构关系，其内部存在着性质完全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多重实践。“对于葛兰西来说，即使多样化的社会要素具有惟一的关系同一性——通过连接实践得到的——在每一个霸权形态中必定总会存在着一个单一的统一原则，而且它只能是基本的阶级”。“这是葛兰西思想之中持续存在的本质内核，为解构霸权逻辑确立了界限。”(33)霸权中的阶级一旦遭到解构，对其发挥最终决定作用的经济基础也将遭到抛弃。如此一来，“把经济视为由必然规律统一起来的均质空间的自然主义偏见”就被完全拆解了。因此，后马克思主义“极大地仰赖‘霸权’概念(同样，尤其是拉克劳和墨菲所阐述的霸权概念)在一般意义上界定和描述的政治和文化的接合逻辑，以及意义、价值、关系、身份、取向和制度所赖以建立的活动和过程。”(34) 在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逻辑并解构经济决定论的同时，英国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将霸权看作是一个话语集合，认为其主要发挥主体建构作用。“拉克劳和墨菲的霸权和霸权政治理论显然从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著作中获得了灵感，拉克劳和墨菲也是这么公开宣称的，但葛兰西的模式和拉克劳与墨菲的理论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强调每一种政治身份都是由话语建构起来的，在围绕对抗性建构起来之前，身份是不存在的。”(35)这与英国接受后结构主义理论的独特路径有很大关系。与美国直接受德里达的影响不同，英国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借助阿尔都塞的理论接受了后结构主义理论。“阿尔都塞以去中心化的方式探讨社会构成，将知识看作是话语建构，将主体看成是一种后果。这一切都对英国的后现代主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他的著作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过渡。”(36)因此，英国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将后结构主义看作是批判超验主体的激进话语。同时，他们在批判超验主体的过程中，“对主体的解构也重构了主体得以生成的话语组织过程”。英国后马克思主义文论正是以此为基础，“反对广为认可的语言是清晰无误的观点”，“要通过分析心理学的知识话语以及电影、电视、绘画史和音乐、小说、戏剧、诗歌等的具体表意实践详细而又具体地证实话语以及话语构成的物质性”(37)。 霍尔借助拉克劳提出的“接合”概念对超验主体展开批判，并指出其与外部社会力量之间的复杂关系。他认为：“接合是一种连接形式，它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将两种不同的要素统一起来。它是一个关联，但并非总是必然的、确定的、绝对的和本质的……一种话语的所谓‘统一’实际上就是不同要素的接合，这些要素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再次接合，因为它们并没有必然的归属。这种十分重要的‘统一’是被接合的话语与不同的社会力量之间的连合环节——一种话语可能在某种历史条件下与某一社会力量连接，但并不是必然地与之连接。”(38)接合既是一种理解特定历史条件下话语聚合的方式，“同时也是询问方式，即询问意识形态的组成成分何以在特定的事态下接合成或没有接合成某一政治主体。换言之，接合理论询问的是一种意识形态何以发现其主体，而非询问主体如何去思考那些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属于它自己的思想”(39)。因此，一种意识形态在建构主体的同时，也“使人们开始去理解或领悟他们自身的历史境遇，而不是把这些理解形式还原为他们的社会经济或阶级地位或他们的社会位置”(40)。霍尔的接合理论主要凸显了主体建构的动态性、过程性与未完成性，其所谓的主体根本不是一个服务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主体，而是一个处于永无休止的话语建构过程中的主体，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只能永远处于建构过程中的空洞的能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