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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性价值观 “文学是人学”，因此文学描写和表现人性可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问题在于，无论是文学创作描写和表现人性，还是文学批评对这种人性描写与表现的评价，都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对人性的理解，对人性优劣善恶的判断，对人性发展的价值信念与诉求，而这一切也就构成了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人性价值观。对于从事文学活动的主体来说，这种人性价值观是不可缺少的，也是需要不断建构的。 按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肖恩·塞耶斯的看法，人性观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普遍人性的本质主义观念”，或称“广义的人道主义人性观念”；另一种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即“历史主义的人性观念”，或称“历史人道主义”的人性观。[8](第9章)通过两者之间的比较，我们对人性问题有了一个更为切实的理解。 所谓“普遍人性的本质主义观念”(大致相当于“抽象人性论”)，其主要特点：一是主要着眼于人的自然存在和个体生存，努力寻找“人”的共同性特征，比如吃、喝、性、欲、爱等自然特性，从而将其确定为人的基本特性。二是将人的这种特性看成是普遍、永恒的人性。因为不管什么人种、民族，也无论什么文化习俗中生活的人们，都无不具有这些特性。三是，建立在这种人性观念基础上的人性价值观，也必然与之相适应，即人的各种本能需要如果得到满足就快乐，反之则痛苦，因此便以快乐主义、享乐主义之类作为价值归宿。然而正如塞耶斯所指出的那样，那些广义的人道主义人性观念的倡导者，他们自己也承认所列出的人类那些需求和功能，也只是一种模糊的说明，那么它所能达到的，也只是提出某种“非常模糊的善的理论”，以为这样就可以为人类繁荣发展提供基础。[8](P204)实际上，这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把握，因为这只是一种抽象的理论假设，一旦进入到生活实践当中，很多东西便难以解释，更难以形成真正“善”的价值引导。 塞耶斯将马克思主义人性观称之为“历史主义的人性观念”，因为这种理论并不只是抽象地想象和假设某种确定不变的人性，而是从人的生活实践着眼，从人的实践活动的历史进程中来理解人性。概括而言可以形成以下基本认识。 第一，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社会存在物，因此，对人性的认识不能仅仅着眼于人的自然和个体存在，还需要看到人的社会存在特性。人的自然特性只是人性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而且它充其量也只是一种“基础的人性”，它在社会实践中实现和展开，会带来比它本身丰富复杂得多的社会特性。马克思强调说：“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9](P67)所谓人性，也只有从这个基点上才能得到确认。 第二，如果承认人性是自然特性与社会性的统一，那么就同样应当承认，人性实际上是在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不断丰富发展的。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性”是“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如果我们要研究人性，那么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10](P669)从这个观点来看，“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11](P174)。即使把人的那些自然特性的东西视为人的一般本性，那么重要的也不在于这个“起点”上的普遍性，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的历史性变化所带来的特殊性。 第三，人性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发展，很可能不是直线的，也不完全是积极的即合乎人本身的发展要求的，它有可能被扭曲乃至异化，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善恶，会出现人性的各种变异形态。因此，马克思主义不像其他所谓“广义的人道主义”那样一味为人性唱赞歌，而是坚持以辩证的、批判的态度看待人性，对人性的扭曲、异化和人性的丑恶，以及造成这种人性异化的社会条件和现实关系进行无情的批判，而这种批判所导向的价值目标，正是人性异化的扬弃与复归。 第四，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历史人道主义”，并不仅仅表现在它的历史的批判立场，同时还表现在它关于人性的价值理念或理想。正如塞耶斯所认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在人性本质观方面是历史主义的，而在人性价值观方面则是人道主义的，“它本质上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理论，它只是为各种道德价值提供了一个现实的社会历史背景”[8](P205-206)。将人性放到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中来看，可以说历史是人性发展的结果，而人性也同样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人的社会生产促进了人性的发展，同时也导致了新的生产活动方式的产生，这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一种社会活动与人性的互动。而这种互动性发展的未来目标，则是人的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是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在塞耶斯看来，像“本质主义”者那样，“相信生命与健康是人类普遍价值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因它必然会否定马克思社会理论中最基本和最经典的论断——人性的社会历史特征”[8](P206)。而建立在自然主义人性观基础上的传统享乐主义或功利主义的幸福观，也是消极的。通过这种比较，“由是观之，马克思主义对人性的认识是历史的；它给人的满足之说注入了具体的历史性的内容。这种历史的人性观不会破坏人类的精神价值；相反，它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学说的根基，也是其精神世界的现实的物质基础”[8](P212-214)。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对人性问题的认识一直处于某种似是而非的模糊状态，甚至难免陷入某些认识误区。“文革”前后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几乎完全回避人性问题，把人性、人道主义完全当作资产阶级理论加以否定批判，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也都不敢涉及人性问题。人性在文学中的隐匿或退场，也就意味着文学的“人学”特性及其价值的丧失，这样文学生命的枯萎也就毫不为奇了。新时期以来文学艺术领域出现了人性、人道主义复归的思潮，但是从文学创作到文学批评，也并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人性，究竟应当怎样来认识人性，以及应当确立怎样的人性价值观。在理论上未能形成理性和理智的人性观念，在文学实践中便往往走向本能性的反弹，在极左时期人性中什么东西压抑得最厉害，那么它在人性解放中的报复性反弹也就最剧烈。这从拨乱反正的意义上讲也许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从人性复归及其健康发展的意义上讲，显然又是一种误区。尤其是到后来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大行其道的时候，欲望放纵也被当作人性解放的标志，一些人性扭曲与异化的东西也在人性复归的名义下，被作为积极的价值取向加以张扬，这就值得充分警惕了。在当今时代文学与文学批评价值体系中，建立人性价值观的重要维度显然是必要的。而这种建构的理论坐标，则仍然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念：一是人性本质观方面的历史主义，始终从人的现实存在来理解人性；二是人性价值观方面的人道主义，始终以“合乎人性的生活”作为我们的价值目标。无论是文学创作中对人性的描写与表现，还是文学批评对人性的阐释评价，都理应坚持这个原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