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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这种状况仅仅证明结构主义的式微而不是叙事学的衰亡。按照戴卫·赫尔曼的说法，叙事学正在出现一个惊人的“复兴”。这是叙事学摆脱结构主义枷锁而赢回的空间。作为这种复兴的标志“，叙事”一词得到了广泛的运用——甚至过于广泛。“叙事”不仅指谓小说、新闻或者历史著作，而且进入社会学、心理学、医学和法学，当然还有那个著名的“宏大叙事”。换一句话说，许多知识形态内部隐藏了“叙事”的踪迹，叙事的功能与受众的语境及其阐释策略密不可分；叙事形式始终是“语境中的形式”(13)。如何概括这些动向?戴卫·赫尔曼信心十足地命名为“新叙事学”。在他看来，“新叙事学”摆脱结构主义的根本转换是“从文本中心模式或形式模式移到形式与功能并重的模式，即既重视故事的文本，也重视故事的语境”—— 叙事理论家们的重点越来越集中在这一点上，即：故事之所以是故事，并不单由其形式决定，而是由叙事形式与叙事阐释语境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因此，核心问题是故事的策划方式及其所引导的故事处理策略之间的相互作用。(14) 无论“新叙事学”何种程度地卷入性别、种族以及各种主义的意识形态话题，“语境”一词的反复出现表明，叙事与历史之间的联系开始恢复。如果说，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基本假设是，“人们能够把形形色色的艺术品当作故事来阐释，是因为隐隐约约有一个共同的叙事模式”(15)，那么，这种叙事模式现在必须交还历史，根据不同的时间与空间给予改造和重组。所以，这时的叙事学不是单纯地描述某种话语装置结构，话语装置内部的各种构成因素必须接受历史内容的填充；某些时候，这些构成因素的排列必须由历史重新设定。 语言与历史的对垒已经结束。至少在目前，历史的名誉迅速恢复，言必称语言的结构主义多半被视为一种保守僵硬的姿态。抚今追昔，许多人开始重新向现实主义叙事学表示敬意。然而，历史的通道还在那里吗?典型性格、阶级还能顺利地将文学植入历史深部吗? 现今的文学批评至少显示，现实主义叙事学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失灵。人物性格与历史之间逐渐改变了昔日的联系方式。具体而言，典型性格的内在机制——性格、阶级、历史之间阶梯式的递进——开始瓦解，“阶级”无法持续充当社会关系的凝聚轴心，这个概念勾画的历史图景愈来愈模糊。这种状况证明，理论又到了重新校正的时刻。 我曾经多次地表示，社会科学的分析单位是民族、国家与社会；相对地说，文学的分析单位是个人，是每一个具体的人生。因此，当社会科学的统计将无数的个人处理为某种社会共同体平均值的时候，文学仍然津津有味地描述个人的悲欢离合，甚至具体地描述一条皱纹、几句对话或者一阵秘密的思念。除了现场气氛的逼真再现，个人形象又有什么意义——某种社会共同体的性质可以完全覆盖个人形象的意义吗?在我看来，社会关系之网的多向性质决定了个人的多重身份。一个人可能同时是一个丈夫、一个公司的管理人员、一个足球爱好者、一个坚决反对种族歧视的民主人士、一个高血压患者，因此，他不可能仅仅是某种共同体的纯粹化身。相反，由于多重身份的存在，个人与共同体之间存在或明或暗的博弈。表明二者关系的时候，我试图借助一个比拟给予阐述：“一种观点把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比喻为一块块砖头与一堵墙壁的关系，镶嵌在墙壁之中的砖头面目一致，性质相仿；我倾向的比喻是一个个词与一篇文章，文章的整体结构控制了每一个词的活动范围，尽管如此，每一个词仍然拥有独立的意义，并且或多或少地影响文章的整体。”(16) 对于现实主义叙事学说来，“阶级”的阐释效能正在逐渐衰减。许多时候，个人的言行举止不再利用“阶级”的集聚抵达历史前沿。作为一种社会分层，“阶级”显然是一种历史文化构造物。阶级意识是众多阶级成员彼此认同、引为同类的文化认识。当社会经济被视为政治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的构成基础时，生产资料的占有及其财富分配成为阶级划分的标志。生产资料的占有程度决定了社会成员之间缔结的关系，阶级首先是利益群体。迄今为止，生产资料的占有及其财富分配仍然是通常的社会分层标识，但是，这种划分不再是唯一的衡量。另一些因素或强或弱地介入，制造各种异于阶级意识的认同方式。当民族主义声势浩大的时候，阶级意识多半会遭受短暂的屏蔽。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是，跨民族的无产阶级联合时常落空。亚洲工人生产的产品因为廉价而导致欧洲工人的失业，后者并不会因为无产阶级的利益维护而停止向政府提出抗议。女权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之后，性别因素很可能卷入阶级意识，制造种种意外的难题。遭受男权中心主义压迫的女性能否冲出阶级的藩篱形成另一个性别利益联合体——或者，能否冲出性别的藩篱形成另一个阶级利益联合体?性别与阶级之间的平衡起伏不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