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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学批评史上，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物性格的阐述肯定是最有影响的观念之一。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曾经列举了悲剧的六个成分：情节，性格，言词，思想，形象与歌曲。在他心目中，情节的重要性首屈一指，人物性格次之；人物性格是情节图式内部的一个成分，犹如一部机器内部的运转齿轮：“因为悲剧所摹仿的不是人，而是人的行动、生活、幸福；悲剧的目的不在于摹仿人的品质，而在于摹仿某个行动；剧中人物的品质是由他们的‘性格’决定的，而他们的幸福与不幸，则取决于他们的行动。他们不是为了表现‘性格’而行动，而是在行动的时候附带表现‘性格’。”③ 20世纪20年代，英国集中出现了若干小说研究著作，例如珀西·卢伯克的《小说技巧》，爱·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爱·缪尔的《小说结构》。这些著作遥相呼应，同时就某些观点展开争议，人物性格以及故事均是注视的焦点。爱·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对亚里士多德《诗学》的人物观念表示了温和的异议。在他看来，显现于行动的不过是人物的公开生活，一个人幸福与否更多存在于内心的隐秘生活。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熟悉的悲剧只能在舞台上表现人物的行动，那么，小说的擅长无疑是叩问人物的内心。小说是一个没有秘密的世界，必要的时候，作家可以将隐藏于人物内心的无意识晾晒在阳光之下。福斯特对于闯入小说的众多人物做出一个著名的分类：扁形人物与浑圆人物。前者的性格一句话即可概括，后者的性格多维而且善变——浑圆人物显然拥有丰富的内心。《小说面面观》并没有贸然地褒贬浑圆人物与扁平人物。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不同类型的人物分别承担情节赋予的特殊使命，胜任即是肯定。尽管福斯特注视内心生活的兴趣远远超过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行动”，但是，他所谈到的人物性格始终寄居于小说之中。这些人物如何生存于文本之外——例如，这些人物的躯体内部有没有必要的腺体，如何消化食物，一生是否耗费三分之一的时间睡眠——没有必要进入视野④。 小说视角的问题上，福斯特与珀西·卢伯克的《小说技巧》存在分歧。不过他们的基本前提不谋而合。卢伯克曾经分析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福楼拜、亨利·詹姆斯等小说的技巧形式。谈及众多小说文本内部来来往往的人物性格，卢伯克考虑的多是他们的出场以及言行举止如何与小说结构的诸多因素协调一致。爱·缪尔的《小说结构》对于小说做出了重要的划分：情节小说，人物小说，戏剧性小说。在他看来，一种小说以情节为中心，人物性格仅仅是情节的依附；另一种小说以人物性格为中心，情节散漫并且不存在某种必然的目的：“正如情节小说中，人物是用以适应情节；人物小说中，情节即兴创作是用以表白人物。”二者的高度平衡即是缪尔所说的戏剧性小说：“在戏剧性小说中，人物与情节之间的脱节消失了。人物不是构成情节的一个部分；情节也不仅是围绕着人物的一种大致的构思。相反，二者不可分地糅合在一起。”“一切就是人物，同时一切也就是情节。”谈论以人物为中心的小说时，缪尔已经意识到，这些小说的人物常常穿过众多的社会意象显示某种固定不变的性格⑤。尽管如此，缪尔并未将这些“社会意象”移出文本的边框，进而想象这些人物性格如何千丝万缕地织入广阔历史背景。 W.C.布斯的《小说修辞学》于20世纪60年代问世。这本著作出自学院教授之手，引经据典与理论辨析一应俱全。《小说修辞学》不仅继承了小说研究的学术兴趣，并且远为广泛地涉及小说修辞的诸多问题，例如讲述与显示、现实主义、客观、叙述类型、作者的声音、非人格化叙述等等。但是，布斯仍然没有考虑逾越修辞学范畴，转向人物性格的历史分析。 对于文学提供的人物性格，里蒙-凯南的《叙事虚构作品》概括了两种存在模式：人类学的存在，或者语言学的构造。一种模式认为，文学提供的人物性格犹如我们的朋友或者邻居。离开了小说的上下文，这些独立的人物性格仍然活跃在读者的记忆之中。另一种模式认为，这些人物性格只能存活于小说文本内部。超出这个范畴，他们并不存在。将他们视为真实的人物品头论足，这种感情用事毋宁说误解了文学的性质。“在模仿理论(即在某种意义上把文学看作现实之模仿的理论)中作品人物是和一般人等同的，而在符号学理论中人物却消失在文本性之中。”⑥里蒙-凯南显然相信，第一种模式目前处于劣势。 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的时候，里蒙-凯南的论断或许遇到了例外。20世纪之初，中国文学史放大了韦勒克发现的事实——俄国文学对于人物性格的异常关注。 传统的“中国叙事学”并未将人物性格视为叙事的轴心。不论古代的历史著作、文言小说还是明清之后的白话小说，许多人物栩栩如生，家喻户晓；但是，古代批评家没有对人物性格的塑造显出足够的关注。他们的叙事学遗产多半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哲学与“草蛇灰线”、“背面铺粉”、“横云断山”、“伏脉千里”乃至“无巧不成书”等谋篇布局。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的小说、戏曲评点涉及人物性格，然而，他们的赞叹仅此而已——这些人物的刻画性情各异，声口毕肖。对于一个以诗文为文学正宗的国度，叙事学的幼稚似乎情有可原。 文学史通常认为，梁启超的摇旗呐喊对于重估中国小说的价值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一批论文力图论证，“小说”远非无聊的街谈巷议，小说可以进入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扮演动员大众的特殊角色。这个意义上，小说的声望必将超过诗文。尽管如此，晚清盛行的政治小说或者侦探小说并未对人物性格的塑造带来可观的贡献。“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成就之一是现代小说的诞生，鲁迅的《狂人日记》如同第一支破空而至的利箭。虽然鲁迅的许多后继小说成熟而冷峻，阿Q为首的一批人物性格令人难忘，但是，“五四”时期大量小说的特殊倾向是打开隐秘的内心。个性的解放敞开了知识分子内在的精神领地，频繁的独白造就了“五四”时期小说的抒情风格——这与现实主义文学坚实密集的描述笔触存在明显的距离。 人物性格的塑造成为20世纪中国作家的文学纲领，这种观念转换至少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两个文学史事件密切相关：一是苏俄文学的集中介绍；二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翻译。 1915年《新青年》创刊不久，陈独秀发表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曾经隆重介绍托尔斯泰；1909年，鲁迅与周作人出版《域外小说集》积极关注“弱小民族”和俄国文学；20世纪20年代，一批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兼作家——例如瞿秋白、蒋光慈、郑振铎——完整地考察了苏俄文学史。十月革命无疑是他们倾心于俄国的首要原因，他们力图从俄国文化、俄国文学乃至俄国国民性之中重现革命的地火如何潜在地运行，从而为身边这个黑暗的国度提供突围的参考路线。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湼夫、高尔基、肖洛霍夫等大批作家无一不是塑造人物性格的圣手，别林斯基、杜波罗留波夫等批评家曾经纵论各种人物性格对于俄罗斯历史的意义。因此，从政治、审美到一个个浮雕般的人物形象，俄国文学在众多中国作家那里遗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