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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两重因素的结合方式 我们已经确立了文学理论的双重来源，即来自对文学作品的评论和来自思想家对文学的思考。前者更多地表现为作家对创作的经验谈，对文学的感性见解，也包括一些关于文学的思考，当然，还包括一些不是严格意义的作家，而是一般意义上的文人的论述。后者，则是一些思想家对文学的思考、分析，更重要的，是这些人试图将文学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的努力。这些人是学者、思想家、哲学家，或者其他一些文学圈外，但对文学保持着深厚兴趣的人。他们试图介入文学，对文学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由此，出现了两种建构文学理论的思路：一种是“自下而上”的思路，即从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出发，抒发感受，进行记录和描述，进而总结规律；另一种则是“自上而下”的思路，从一些哲学和美学原理出发，并结合文学的实例，形成关于文学的理论体系。实际上，人们总是做着这样的事，时而采用前一种做法，时而采用后一种做法，并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将两者结合起来。 “自上而下”的做法，有多种多样。它曾经指从某一种哲学原理出发，利用演绎法形成关于文学的理论，但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即使勉强构造出这样的体系来，也会很牵强，内容空洞，只有干巴巴的几条原则。每一种文学理论的形成，都需要文学理论家的艰苦努力，都需要建立在大量的文学经验的基础之上。但是，一些理论、思想、政治倾向，也的确会影响一些文学上的潮流。有时，某种心理学的理论，也会影响文学理论，形成这种理论的独特发挥，产生像心理分析、自然主义心理学等文学理论研究。某种语言学理论，会被人们运用到诗学或叙事学上来，从中生长出一些独特的文学理论，如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等。至于一些哲学流派，也会在文学理论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形成包括存在主义在内的多种文学理论。其实，甚至像唯美主义这样的文学潮流，最终也可以溯源到康德的审美无功利的理论。“自上而下”的理论建构，还包括像阐释学、读者反应批评理论、符号学理论等等批评方法的建立，这些批评方法，背后有着深厚的哲学背景。 “自上而下”不能只是从字面上理解成一种演绎逻辑的方法。实际上，它是将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接通的桥梁。研究文学的人，不能只是满足于阅读文学作品，并写出自己的感受。一位文学研究者，不能满足于读的作品多，读得熟，清楚发展脉络，掌握丰富资料，除此之外，接通文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将文学放在一般社会现象和思想现象中研究，是极其重要的。前人有打通文史哲的说法，在现代社会就更是如此。 回到从“诗文评”到“文艺学”的话题：现代文艺学绝不是在“诗文评”的基础上直接生长出来的，而是借助多种现代的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而构建的一种现代理论学科。一方面，它要面对文学的创作和欣赏现实，另一方面，也要面对现代人文和社会诸学科发展的现实。当然，这不是说文艺学是一个大综合，什么都可往里放，也不是说文艺学研究要求研究者什么都懂，是无所不知、无所不专的杂家。相反，文艺学研究要有自己的根据地，有自身的学科传承，在此基础之上，广泛吸收，以求适应当代社会，向前发展。 我曾经谈过“家”与“牢”的区别。进去了，出不来，就是“牢”；能进能出的常住地，就是“家”。当时，我是说文学是家园，不能将之当做监牢看。建构现代文艺学，也要持这种态度。接通文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才能使文艺学得到发展。但是，近年来，在文学理论研究者中，出现了强烈的“接地”呼声。这种呼声反映了理论界的一种状况，即过多地引进和抄袭外来理论，食洋不化。研究者不是在做研究，而只是引进、介绍。这种呼声也反映出对文学理论者“在研究一切，就是不研究文学”的不满。所谓研究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就是这么提出来的。这些人走得太远了，没有文学，就没有文学理论，这个道理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文学理论研究者不能离开文学，这是家园，离开了就无家可归。 然后，说到这里，还不能结束。不能离开文学，还有一个如何对待文学的问题。文学理论不是从文学经验中直接归纳出来，不是从其他更为抽象、更为普遍的理论中直接演绎而来。这两者都有可能，都不完全排斥，建立文学理论的方式，还是需要两者在实践中的碰撞，相互作用，形成的独特的理论创造。这很艰难，我们有了一些文艺政策类的呼吁和号召，我们也写出了大量的教科书式的文学理论，但那还属于理论建构的尝试。 半个世纪以前，朱光潜在写作《西方美学史》时，提出了一个话题：能否采取“纯思想线索”[5]36-37。他的意思是说，“纯思想线索”是不好的，要从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出发，写出一部体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的美学史。但他又说，这只是一个理想，他自己就没有做到。那么，他没有做到的事，后来有人做到了吗？据我所知，没有。后来有了各种多卷本的《西方美学史》，但没有人走出“纯思想线索”。西方人也写了一些《西方美学史》，他们也没有这么写。这说明，尽管人们都知道，美学这个学科并不孤立，但真正在一部史中，把影响一个时代的美学的各种因素都写出来，从而说明美学怎样从这些时代的经济政治生活中“生长”出来，实际上是很困难的。 如果说美学史的写作有这样的困难的话，文学理论的历史，则更加困难一些。文学理论作为一个学科，要比美学更具实践性，从而其中存在着大量处于半理论或非理论形态，但又与文学理论并非无关的入史候选材料。这里所指的，主要是文学批评性的文字。这些文字数量大，指向很具体，其中许多理论意义似隐若现，似有若无，介乎两者之间。如果在这种复杂性之上，再加上浩如烟海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材料，那就只能造成对这个学科的历史书写的不可能。当然，这还不仅仅在于人的精力问题。更重要的在于，如果淹没在这里材料之中，那么一部文学理论的历史，从理论形态上讲，还是否可能？ 我们还是要回到一点：纯思想线索需要批判，但还是要让它在持续的批判中保存下来，并且，在批判声中成长。通过批判，使这样的线索变得丰富而有弹性，有更多的包容性。纯思想线索不能断。美学是如此，哲学、伦理学以及其他许多学科实际上都是如此，文学理论也应该，而且只能是如此。 这种理论史的可能性在于，在任何时代，人们都是带着理论去与实际材料接触的。“接地”要用理论去“接”实际经验之“地”，而不是取消理论。由此进一步说，理论有着自身的发展线索。理论要在不断与实际接触中发展。如果每一时代的理论，是从那个时代的土壤中生长出来，不同时代的理论，则有着不同的土壤。“土壤”是“地”，那么理论的种子，则还是由前代的理论播下的。理论需要在土壤里生长，但理论的种子代代相传，自身有传承的关系，从而使理论的历史成为可能[6]。 如果我们再次回到理论与历史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文学理论的历史具有反向建构性。一方面，我们已经熟悉了一个古老的说法，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关于这方面的意思，我们在前面谈“双向建构”时，已经说过，当代理论的发展，影响我们对历史的解读。我们都是以一种“通向当代”的方式来书写历史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仍可以说，历史也活在当下。一切当代史，也都是过去的历史以一定形式的重复。历史是原有的因素、原有的萌芽的展开和生长。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寻找历史的连续性。这一点，在理论史中，常常体现得更为明显。理论以其逻辑的力量起着跨越时空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