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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从“过度政治化”到“去政治化”再到“再政治化”，当代文学界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认识形成了一个戏剧性的循环，并始终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或从政治的角度要求文学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或从文学的角度要求文学脱离政治。其实，文学现象终归是一种审美现象，不论是政治对文学的要求，抑或文学对政治的要求，最终都体现为对审美效果的要求。从美学的角度看，表现与欣赏者相同的政治主张和发挥文学基本形式的审美特性，是构成文学审美性的两种重要因素。文学界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不同认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争论，其焦点是在文学创作和欣赏中如何认识和对待这两种不同的审美元素。再好的文学形式，如与欣赏者的价值观相悖，也不会受到欢迎；再正确的价值理念，如无相应的文学形式，也无法带给读者审美享受。唯有两种元素的完美结合，才能创造出具有强烈美感的文学作品。 【关 键 词】文学/政治/“为艺术而艺术”/审美特性 【作者简介】赵惠霞，女，陕西西安人，西安石油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再政治化”的呼声高涨。联系上世纪80年代前文学的“过度政治化”，80年代后特别是90年代的“去政治化”，文学界对政治的态度形成了一个颇具戏剧性的循环。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世界文学对政治的看法也不断出现“过山车”的旅程。近百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跟随在世界文学的身后亦步亦趋，不同往往只是时间差而已。在20世纪末，当我国文学界“去政治化”之风盛行之时，许多学人就注意到，“西方社会却掀起了这样那样的论述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热潮”[1]。在这种现象中，始终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主张。分析这两种观点，会发现实际来自于不同的观察视角：或从政治的角度要求文学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或从文学的角度要求文学脱离政治。现代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不同的观察视角会得到不同的观察结果，要正确理解两种相对立的结果，需要有能包容原来观察视角的新视角[2]。文学现象归根结底是一种审美现象。不论是政治对文学的要求，还是文学对政治的要求，最终都体现为对审美效果的要求。鉴于这种认识，本文从美学的视角审视文学与政治的几个关键问题，以期达到对立观点的沟通。 一、“为艺术而艺术”产生的原因 主张文学脱离政治者的主要理由，是政治损害了文学的审美特性，“以为文艺必须脱离政治，只有这样才符合文艺的自身规律，符合文艺的审美本性”[3]。主张文学脱离政治，不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创造。早在19世纪30年代，欧洲文学就出现“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倡导“唯美主义”，反对文学反映社会问题，反对文学涉及政治。在我国现代文学中，“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种人”等文学派别，都承袭了这种理论。近年来诸如此类的主张，只不过是这种传统观点的延续罢了。 法国作家泰奥菲尔·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1811—1872)为自己的小说《莫班小姐》写的长序，被认为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宣言。序言提出：“真正称得上美的东西只有毫无用处的东西。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丑的，因为它体现了某种需要。而人的需要就像其可怜虚弱的天性一样是极其肮脏、令人作呕的。”[4]英国唯美主义艺术运动倡导者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认为：“唯一美的事物是跟我们无关的事物。只要一件事物对我们有用或必要，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我们，使我们痛苦或快乐，或者强烈地引起我们的同情，或者组成了我们生活环境极其重要的部分，它就在真正的艺术范围之外。”[5]这些“为艺术而艺术”理论的先驱，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主张呢?翻开西方美学发展的历史，就不难找到其中的原因。 在戈蒂耶出生前21年，也就是1790年，西方美学界发生了一件划时代的事件，这就是康德的美学名著《判断力批判》出版。康德认为，美不涉及功利，只与人的快感相关。“一个关于美的判断，只要夹杂着极少的利害感在里面，就会有偏爱而不是纯粹的欣赏判断了。”[6]康德的美学思想在欧洲美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学界认为，“后来的各种形式主义和纯艺术论大都溯源于此”[7]。19世纪初产生的“为艺术而艺术”理论，是康德美学理论在文学艺术方面的产物。100多年来，这种观点被人们不断地重复，一直延续到当今中国文学。然而，只有正确认识康德“审美无功利”和“美在形式”的美学理论，才有助于对这种文学观点的认识。 美与功利的关系，在美学中也称为美与善的关系。最初人们认为，美与善是同一种事物。亚里士多德就认为：“美是一种善，其所以引起快感正因为它是善。”[8]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二者毕竟不是一回事。到了18世纪末，康德明确提出，美只与形式有关，而不涉及功利。康德关于美与善的区别，是美学研究的一大进步。但是，与人类生活中功利满足引起快感的普遍规律相比，美的事物为什么能够单凭形式引起人的美感呢?康德将其归之为“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即人在欣赏美的事物之前不需要抱有任何目的，欣赏过程中也无需想到对象有任何益处，但对象的形式却符合了人的目的，从而引起人的愉快。事物为什么会有这样神奇的特性，康德无法说明，因为这实际上到了哲学思辨研究方法的极限。 20世纪以来，现代美学借助现代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发现美的事物之所以能够单凭形式引起人的美感，真正的原因在于其符合了人的审美心理。人的审美心理由两种方式形成：一种是人先天或后天形成的对事物形式的心理需求；一种是人在欣赏功利物的过程中，事物的样子在人大脑皮层的视觉区与快感区之间建立的新的稳定的联系通道。前者称为“需求型审美心理”，后者称为“记忆型审美心理”[9]。审美心理以潜意识的方式存在于人的神经系统并引导人的行为。以往人们不了解这一点，只看到审美现象发生时，主体仅与对象的形式发生联系，并没有功利因素加入，因而认为审美无关功利，审美只涉及形式。事实上，审美活动只涉及形式不涉及功利的现象只是一种表面现象，隐藏在这种现象背后的是人潜意识的审美心理，而审美心理的形成过程，完全建立在功利的基础之上。比如金项链较之银项链更为人们喜爱，就在于其所象征的价值不同；对新事物的喜爱源于人的好奇心；对色彩的喜爱则与人的生理结构有关，等等。这些对象之所以引起人的美感，与欣赏对象的功利作用紧密联系。 从现代美学的视角考察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对象，文学不仅以形式引起人的美感，而且以内容引起人的美感。这与以往文艺理论研究的成果是一致的。什么样的内容最能引起读者的美感呢?就是与读者的价值取向一致的内容，也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善。政治主张是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因此，表现出与欣赏者相同政治倾向的作品，就能给人以强烈的情感享受，为人们所欣赏。这种认识与文学欣赏的实际是一致的。在现实生活中，特别在政治斗争激烈的环境下，政治倾向性是文学艺术能否为人们接受的第一要素。上世纪80年代，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曾经轰动一时。分析这个作品，会发现无论人物刻画、故事情节还是语言表现，可以说都很不艺术。很不艺术的作品，为什么会受到人们的欢迎，就在于它符合了当时民众普遍的政治诉求。特定的社会环境会形成社会成员某种共同的政治诉求，而较好反映这种政治诉求的艺术作品，因为符合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审美心理，就会受到人们的喜爱和追捧，成为轰动一时的“热门艺术”。中外艺术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现代美学关于审美现象发生原因和机理的揭示，对康德区别美与善的理论提供了科学的解释，同时也纠正了他关于审美不涉及功利观点的偏颇，这就从根本上摧毁了“为艺术而艺术”产生的理论基础，为人们正确认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责任编辑：admin) |